马攒典说他的渔户变成他的佃户也得交税，这使秦云不高兴了。
他放下茶杯，不冷不热道：“马攒典是吧？你说这话就没道理了。我每亩房地给了五两，比平日里还高出一两，哪个不愿的我还他。”
“我没说你强抢渔户。”马兆头有些弄不清楚秦云说这些干嘛。
秦云嘲讽着：“至于地，县衙册上写得清清楚楚，地是民田，没有注是‘渔荡’，就算是交田赋，也只向县衙交课？”
心里道，你个小吏跑来干什么？
马兆头也弄不清楚，但有点他得说清楚。“我说得是南湖的渔场，不是田地，我们这里不是你那样说的。”
秦云挑了一下眉：“你敢说这南湖不是《炎龙法典》里的？”
马兆头虽不明白这两个有什么关系，但《炎龙法典》是朝廷规定的，狡辩道：“你说的我不懂，但历来我们都是这样收的。”
秦云面对一个法盲的无语了：“你一个攒典，竟然不懂律法，这是怎么选上来的。”
“自然是我有这种能力。”马兆头大言不惭。“历年都是这样收的。”
秦云微微一笑：“再说，我是民籍生员，龙炎律法，生员名下的田产可免杂役，鱼课虽不知道是什么税，，可也不该摊到我头上。你们是想违了律法，向生员索要不该索的税？”
马兆头当然知道，秀才的权限，可不是上面没有表态么，而且他也没法子。
这两年不太好，渔户们交不出鱼课。都是拖久着的。
秦云收这些渔户，都十分爽快，因为都交不上来了。
秦云并不知道这些，只管收了下来就好。
那些渔户一下子又改了佃户，河泊所的课税就没有了。
这意味着，他这一块地的进项就没有了。
他咬了咬牙，从怀里掏出渔课册，翻指着几页，说：“秦秀才你看，这上面写着‘凡占渔荡为田者，虽改民田，仍需按渔课之半缴纳’。”
“这是府台大人私自改的。”秦云不动声色，慢慢的拿过渔课册，拿在手中看。
马兆头不知厉害，继续说着。
“这是前几年知府大人定的规矩，不是咱河泊所瞎编的。你占了二十户渔户的地，每年也该交五百斤鱼课，折算成白银就是五两，这不算多吧？”
“呵呵呵！”
秦云看着，那行字果然是用朱笔写的，旁边还盖了知府衙门的小印。
“很有意思。”
他知道地方上有些“土规”，虽不违律，却也带着几分强制。符合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文昌府属于鱼米之乡，千湖之府，如果湖不收税，就少了很多税收，而他家在可收到不可收之间，这是有弹性的。
这五两银子，他是不在乎的，只是他知道，这后面还会有什么税要来的，若不弄清楚，那些人会得寸进尺的。
“知府大人的规矩，我自然不敢违，可这规矩得有个说法。”
秦云沉吟片刻，开口道，“我是生员，按例可免‘额外杂课’，这知府定的‘渔课之半’，算不算额外杂课？”
马兆头道：“这事若报给知府衙门，让知府大人来评理。到时候，你不仅要交银子，还落个‘抗课’的名声，秦秀才，你的前程就……”
他这话带着威胁，却也是实话，生员虽有特权，可若是被冠上“抗课”的罪名，轻则被县学申斥，重则可能被革去功名。
地方官向来护着地方机构，知府大概率会偏向河泊所。
秦云语气缓和了些：“马攒典，我可以交这五两银子，但河泊所得给我立个字据，写明这五两银子是‘代旧渔户补缴往年欠课’，不是我该交的‘渔课’，往后不得再以‘占渔荡’为由向我索课；按说我才买的地，收成还没到手，不可能交的。”
见秦云松了口，连忙点头：“行！就按秦相公说的办，字据我这就写。”
明年他就不管了。人家办不办，关他什么事。
他飞快地写了字据，又让秦云过目。
秦云看了一遍，上面写清了“代补缴”和“不再索课”的字样，才接过笔签了名，叫秦如花去里屋取出五两银子出来。
马兆头收了银揣进怀里，说：“秦相公，让您受了委屈。”
秦云不动声色的声音：“马攒典很认真负责，过几日我去拿禀生银子时，在府台面前会给马攒典美言几句。”
既然地方上的“土规”有府台大人背书，试探下他，应是没问题的。
实际操作中，地方机构为了填补税赋缺口，往往会突破律法的界限，将税课摊到不该摊的人身上。
像秦云这样的生员，“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一旦地方官介入，特权也未必能护得住自己。
只是秦云却是不在意的，一个小吏，他还不放在眼里，何况只是五两。
拉扯起来反而让他丢面子。
这如果让那二十户人分担的话，却是一笔不少的钱。
户籍制度中，渔户改佃户、民田与渔荡界限模糊的情况屡见不鲜，而朝廷的律法却未能及时调整，导致基层税收管理出现大量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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