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6日清晨，6点47分，余家诚收到了养老院楼层主任发过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余家诚母亲和一个血糖仪，血糖仪上显示的数字是11.5。
快8点时余家诚注意到了这张照片，回信息给楼层主任：“是血糖值吧？饭前这个值很高了是吧？”
楼层主任：“餐前血糖正常值在3.9—6.1之间，阿姨的餐前血糖值确实偏高！”
余家诚：“好的，我知道了。家里冰箱里还有医院开的胰岛素，今天晚饭前先拿过来打。”。
余家诚说的这胰岛素还是母亲当初从六安市人民医院出院时，因为住院期间的胰岛素没用完，而母亲的血糖也还偏高，医生让带回来接着打的，放在亿丰门窗店里的冰箱里。
出院时的药物分两类，一类是针对心肌梗死的溶栓类药物，要坚持吃一年，即吃完了要及时再买。另一类是在住院期间控制其他指标的，吃完就可以不吃了。
在出院后的第二天，余家诚就把母亲要吃的药物先按上面所说的两类在所有药盒上进行了标注。
然后又进行了分装，即每一种药先分拣出一盒放在一个袋子里，每天服用时就从这个袋子里取，这样能防止重复服用。
剩余的药放在另一个袋子里，每天服用的那个袋子里某种药服完了，就从这个袋子里拿一盒补充。对于要服用一年以上的药，这个袋子里只剩最后一盒时就要及时去买来补充进去。
但胰岛素以上两类都不属于，要根据血糖值确定要不要打。血糖值正常了就不能打，不然就变成低血糖了，比高血糖更危险。
……
父亲和母亲来六安后，前几次生病，每次的总费用也就五六千或七八千，再报销掉一部分，也就不多了，余家诚随手也就付了。
这次母亲突然爆发心肌梗死，一开始的两趟救护车的费用是余家诚付的。到了市人民医院以后，因为余家诚一直看护在母亲旁边（只临时在同意手术的决定书上签了个字），所以，为初次手术预缴的费用是余家梅付的。
余家诚本来想着这次的总费用最后与余家梅平均分担的，但第二天余家梅就到余家诚家母亲的房间里找到了部分现金和存折，先把现金拿去了。第四天下午余家诚又把母亲的存折交给了余家梅的老公方优，让方优把存折里的钱取出来备用，如果不够了姐弟两个再想办法。等到出院时发现母亲的钱够用了，只用了一半左右。
把母亲的存折也给了方优以后，余家诚就再也没有问过费用的事情。包括出院时，余家诚也是自己用轮椅推着母亲在一旁等候，由着余家梅和方优去结算。
在前面第17章时曾有书友评论说：“其实，在整个过程中，余家诚的责任更大，一是他自身底气不足，态度并不很明朗，所以姐姐会存在各种想法，二是余家诚不应该动用老人的钱给老人治病，这一点是重点错误，他应该当即拒绝并阻止姐姐这么想这么做，而是由他想办法筹钱，这样，姐姐根本不存在指手画脚。”
据余家诚判断，这位书友的社会地位和收入都远超自己，所以才会这样想。但余家诚当时经过几年疫情，收入已经一落千丈，所以手里并没有多少现金，而借钱并不容易，这是其一。其二，老人傍身的钱平时确实不该动，但母亲一开始就确诊了是死亡率极高的心肌梗死，后来就一直在ICU里处于无意识状态，那先用她的钱保命就理所当然了。
在动用母亲的钱之前，余家诚也曾考虑卖房子筹钱，但在回家准备跟妻子徐春芳提出这个方案之前，徐春芳先一步跟他说了余家梅过来找母亲的钱和存折的事，这时候余家诚自然就不会再跟徐春芳说卖房子给母亲治病的事，不然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不愉快了。
余家梅在余家诚家找到母亲的现金和存折后，现金当着徐春芳的面拿走了。存折则由余家诚亲手交给了方优，当时的意思也就是让方优和余家梅负责缴费的事，省得姐弟双方都缴费弄乱了，事后不好对账。
至于余家诚选择在夜里陪护，则是考虑余家梅一个女的夜里在医院或许有不方便的地方。
但是后来就发生了一些当时余家诚没多想，但现在回想却疑点重重的事，比如现金和存折先后给了余家梅和方优，余家梅却想要把母亲拉回家不治了（即使一开始余家梅没好意思当着徐春芳的面拿走存折，但存折上有多少钱她是看到了）；存折给了方优没几天，他就买了一辆车……
还有就是，在出院的前几天，余家梅曾经在余家诚面前提了一嘴，说医生曾建议母亲在出院之前进行一个理疗疗程，有助于母亲的身心康复，却在后来匆匆办了出院，把理疗过程省了，真正省下的当然是理疗费用。出院十天左右，在母亲能走路之前，余家诚提过一次把母亲送回去理疗，直接被余家梅和方优装聋作哑无视了……
后来，在合肥亲戚来看望母亲那天下午，亲戚们走了以后，余家诚提出把剩下的几万块钱拿过来周转一下，被余家梅骂了一个多小时，中间余家梅还大言不惭的说这钱是留给母亲康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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