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路是利国利民之事，只是投入资金巨大，风险也大。
早在很早以前韩佑不算很严谨的换算过了一下购买力，一贯钱相当于后世的四千块。
后来韩佑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首先就是货币贬值的问题。
前朝昏君贪，下面的官员贪，钱也用不到正地方，各种暴政、苛政层次不穷，导致金钱购买力逐渐下降，货币供应量在前朝末期猛然增加，超过市场需求后的直接反应就是货币价值下降，物价普遍上涨。
前朝皇帝被干掉后，各道各州府的世家人人自危，还以为要天下大乱，高价收购物资囤积。
结果最后风平浪静，可这些东西都买了，再卖了的话平白无故赔了不少钱，不想赔钱，那就高价卖，很多民生物资也都挤压着。
物价上涨了，百姓和许多行业的购买力就下降了，最恶心人的是世家和某些商贾们，他们赚一百块钱，只花一块钱，钱根本不流通。
还有个国朝财政赤字，户部穷的和三孙子似的，加剧了恶性连锁反应。
这也是为什么老八总在宫中与蒜公公大眼瞪小眼的缘故，明明国库有了钱，钱又花哪去了，怎么花的这么快？
除了这些问题外，还有地域问题。
在京中的韩佑感觉不是很明显，只在京中花钱倒是无所谓，一旦涉及到各道各州府的话，同样一件东西，物价差几倍，有的地方是贵几倍，有的地方是贱几倍，包括人工。
就说城北修建体育场，京中百姓做工，一日是五十文到六十文，一个月不到半贯钱。
可要是从旬县那边雇工的话，或者长垣，一日才二十文到三十文，要是每天给他们发六十文，他们能把腰子累断往死里干。
这里还涉及到了一个牙行，也就是中间商的问题，一旦需要大量百姓上工，就需要通过“中介”，比如牙行，或是工部。
前朝工部和牙行都挺贪，心也都挺黑，狠的时候直接吸血吸一半。
人工、工料、工时，单单是从城南修到旬阳官道，距离长远还有五十公里的位置，投入就是一笔天文数字。
因为北门御庸和工部了解了一下情况后发现，修的越远，雇的人越多，工料用的越多，反而钱花的越多。
这就是个很没道理的事情，用个不恰当的比喻，批发价肯定要比零售价便宜才是。
实则不然，工部的工料是从各道拉过来的，而各道的工料，又是各地官府筹办的，各地官府呢，又被各地世家把持。
各地官府与各地世家是个什么德行，不用多说。
一看京城需要这么多工料，可想而知，这群王八蛋会抬高价格。
和官府抬高价格，冷不丁一看无法理解，可深了一想又很好理解。
不抬高价格，可以，但是我们提供不了那么多工料。
砍树不需要人啊，要那么多，我们是不是得多雇民夫。
运送不需要人啊，工具不需要换啊，他们吃的喝的，我们不都得用钱吗。
让韩佑记忆深刻的是，裴麒去工部问工程的事，一个和他相熟的主事还乐呵呵的说贵有贵的建法，便宜有便宜的建法。
后来裴麒和韩佑一报告，后者气的直拍桌子。
贵的建法，自然是按照韩佑和姬鹰的正常要求。
至于这便宜的建法，类似于后世恒大的烂尾楼，肖申克上午关进去的，下午就能挖出来。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既然是高标准高要求，那就是要的工料越多，越贵。
最后北门御庸想到了一个方法，直接签订书约，要不然按原价给够工料，一次性定下来，要不我们自己花钱自己找人弄工料。
当然这些都是一系列的计划，并不是说马上去做，马上投入。
韩佑最后会和天子谈，和朝廷谈，他会先期垫付一部分钱，这个钱肯定不是白给的，而是说他需要一些权利，比如广告权、道路使用权、运送权等等等等，总之不会赔钱，双赢。
想谈这些，就得先把工料的事敲定。
想敲定工料的事，就得等于先拿出一部分“保证金”。
韩佑当时也是装B，让北门御庸自己看着办，只要不耽误四季山庄运营与体育馆修建，其他钱都用到这上面，哪有钱从哪弄钱，小胖子全权负责，不用事事和韩佑说。
韩佑具体也不知道四季山庄的账面上还有多少钱，反正知道肯定不够用，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完的，就没太当回事。
结果北门御庸听说了王海赔偿费下来了，三十万贯，俩人就一合计，用了吧。
王海呢，知道韩佑不想动他的钱。
北门御庸呢，又知道王海不会花这个钱。
俩人一啪即合，就将这钱送去了工部，让工部签订了几份书约。
这就是整件事的前因始末，韩佑将王海叫来后了解完所有情况，脑瓜子嗡嗡的。
正常来讲的话，这钱花就花了吧，问题是这钱根本不是赔偿费，而是“彩礼钱”！
“我尼玛个大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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