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沈敬之，礼部尚书吴鼎侍立一旁，见天子神色凝重，二人亦屏息凝神，不敢妄言。良久，沈敬之上前一步，躬身拱手，沉声进言：“陛下，如今吏治初清，民生待安，此等宗教乱象若不及时整治，必动摇民心根本。官吏惧其势焰而不敢管，百姓畏其淫威而不敢言，长此以往，地方治理将形同虚设，政令不通，民心离散，届时抗倭备战亦难凝聚合力，祸不远矣！”言罢，叩首在地，神色恳切。
吴鼎亦随之躬身附议，语气凝重：“敬之公所言极是。宗教本为教化之辅，劝人向善，如今却沦为部分人牟利乱政之具，实乃背离本源。礼部此前虽有监管宗教事务之责，然无专司统筹，权责不明，规制不严，且地方监管乏力，故难收实效。臣以为，当务之急，是确立明晰章法，设专司以统管全国宗教事务，明定权责，从严监管，方能正本清源，肃清乱象。”
萧燊缓缓放下奏报，指尖轻叩案几，颔首凝思片刻，沉声谕旨：“教务之乱，关乎民心向背，更关乎国本安危，朕岂会不知？抗倭备战，需全国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绝不可容此内患滋生蔓延。传朕旨意，即刻召集内阁及六部重臣于文渊阁会商，务必拟定详尽周全的宗教事务规范化之策，既要严加规制约束越轨之行，亦要兼顾教化引导之能，切勿偏废其一。”“臣等遵旨！”沈敬之、吴鼎齐声领旨，躬身退下。
中枢诏令既下，内阁即刻传旨六部，召集重臣于文渊阁会商。文渊阁内，檀香袅袅，案几整齐排列，阁老与六部尚书、侍郎皆已齐聚。会上，诸臣各抒己见，论辩激烈，声浪此起彼伏。有武将出身的官员主张严抑宗教，建议削减全国寺观数量，限制宗教人员规模，以绝后患；有文臣则认为宗教势力深植民间，一味禁抑恐适得其反，甚至激生民变，主张宽严相济，重在规范引导，不可一概禁绝；亦有部分官员担忧过度干预会引发地方动荡，需审慎行事，徐徐图之，一时间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中书令孟承绪端坐于主位之侧，静听诸臣议论，待众人发言稍歇，方缓缓起身，居中统筹道：“诸公所言皆有道理，然需明辨轻重。宗教之势已深植民间数百年，民心依附者众，若一味强硬禁抑，恐引发民怨，甚至动摇统治根基，适得其反。臣以为，当以‘明边界、严规制、导善举’为核心要义，既以严苛规制约束其越轨之行，遏制乱象蔓延；又保留其教化民心、扶危济困之能，使其为社稷所用，方为长治久安之策。”此议兼顾情理与实际，深合多数重臣心意，众人纷纷颔首认同，遂以此为基础，开始细化具体方略。
经三日密集会商，诸臣反复推敲斟酌，终定三大核心方略：其一，明定宗教活动范围，严禁宗教场所侵占民田、干预地方治理、聚敛民财、蛊惑民心等各类越轨行径，明确宗教活动不得逾越国法界限；其二，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宗教管理司”，隶属礼部管辖，统筹管理全国宗教事务，总揽宗教场所登记、资质核查、日常监管等权责；其三，积极引导宗教界参与慈善赈济事业，鼓励寺观设立慈善堂、粥棚，抚恤孤老贫病，凝聚社会共识，助力民生安定。
方略既定，礼部尚书吴鼎上前一步，手持方略文本，详细解读细则：“凡全国宗教场所，无论寺观祠庙，需逐一登记造册，如实申报田产规模、人员构成、资金来源等信息，由宗教管理司核查资质，核发正式凭证，无证者一律视为非法场所，予以取缔；凡查实侵占民田者，限期全数归还于民，拒不从命者，从严惩处，绝不宽贷；地方官府需全力协助宗教管理司开展工作，遇宗教势力干预政务、抗拒监管之事，可直接上报中枢处置，不得推诿姑息，违者连带追责。”
方略文本呈交萧燊御览，萧燊于御书房内逐字审阅，时而提笔圈点，时而凝思片刻。良久，他提笔朱批：“准奏。着礼部牵头，即刻筹建宗教管理司，选调精干官员任职；所定方略自颁诏之日起推行全国，各州府需张贴告示，广为宣讲。各地方官需全力配合，不得推诿懈怠，如有徇私舞弊、纵容包庇宗教乱象者，从严查处，绝不姑息！”朱批既下，诏令即刻发往礼部及全国各州府。
中枢诏令颁下，礼部即刻着手筹建宗教管理司。礼部尚书吴鼎深知此事关乎教务整治成败，不敢有丝毫懈怠，亲自挂帅主持筹建事宜。他首先拟定司内机构设置，下设核查科、监管科、调解科、宣教科四科，分别负责宗教场所资质核查、日常活动监管、教派纷争调解、规范政策宣讲等事务；随后明确官员遴选标准，以“公正严明、通晓教务、体恤民情、务实干练”为核心，广选司内官员。为确保选拔公正，吴鼎亲自审核候选官员履历，逐一面试考察，从品行、才干、学识等多方面综合考量，务求人尽其才，宁缺毋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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