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接着伪造“民警处置情况”：民警“王某”（警号是孙莉查到的该派出所真实存在的警员编号）、“李某”（同样为真实编号）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记录称，“经现场了解，双方情绪激动，报警人杨雪表示手臂疼痛，但拒绝现场验伤，称‘不想把事情闹大，只希望备案留个记录’。”民警遂“对陈默进行了口头警告和教育”，要求其“控制情绪，不得再有类似行为”，并“告知杨雪可随时验伤并保留追究权利”。最后记录“双方经调解暂时平息”，杨雪“表示理解”，事件以“调解处理”结束。
这份伪造记录的核心目的极其阴险：其一，它似乎有“官方”记录佐证陈默确实存在暴力行为（即使未立案），大大增强了杨雪控诉的可信度；其二，它刻意描绘杨雪“顾念旧情”、“不想闹大”的“委屈”和“忍让”形象，反衬陈默的“屡教不改”和“性质恶劣”。孙莉在细节上煞费苦心：派出所的公章伪造得几乎能以假乱真（可能是通过高精度扫描复制真章再打印，或找专业刻章贩子仿制）；民警的签名笔迹也模仿得颇有几分神似；甚至连记录使用的特定公文用语和格式都力求完美，以规避非专业人士的审查。
那份之前就已准备好的伪造“心理疾病诊断证明”，此刻被孙莉赋予了更重要的“闭环”作用。她不再仅仅将其作为杨雪“受害”的独立证据，而是将其与“冷暴力”的指控紧密捆绑，编织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因果链条。
在提交法庭的材料和庭前策略中，孙莉反复强调：正是因为陈默长期、持续、故意地对杨雪实施情感忽视、经济控制、言语贬低等“冷暴力”行为，对杨雪的精神造成了毁灭性的、渐进式的摧残。这种无形的暴力，比直接的肉体伤害更为持久和残忍，最终导致杨雪无法承受，精神世界崩溃，罹患了诊断书上所写的“重度抑郁症伴随焦虑障碍”。她将杨雪描述的每一次“冷落”、每一次“经济卡脖子”、每一次“恶语相向”，都作为铺垫，最终指向这份诊断证明——这就是“冷暴力”结出的恶果，是陈默“杀人不见血”的罪证。
这些精心炮制的伪证——P图的伤痕照片及其“目击证人”张婷、伪造的“官方”报警记录、与“冷暴力”指控形成闭环的伪造心理诊断证明，再加上杨雪本人声泪俱下、充满细节（尽管很多是编造）的控诉，以及杨母、杨伟等人作为“亲属”添油加醋、充满偏见的“证言”——构成了一条表面上逻辑严密、证据多元的“完整”链条。
孙莉像一个冷静而疯狂的工程师，用谎言和欺诈的砖石，为第二次离婚诉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彻底毁灭陈默的诉讼）构筑起一座坚固的伪证围城。她深知司法实践中的痛点：法官面对堆积如山的证据和复杂的家庭伦理纠葛，不可能事无巨细地核查每一个细节的真伪。这种看似“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所形成的强大压迫感和迷惑性，足以在心理层面动摇裁判者的判断，引导其走向预设的结论——陈默，就是一个长期实施家暴（包括热暴力和冷暴力）并造成妻子身心严重创伤的恶魔。她将法庭，变成了她精心布置的猎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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