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路的晨雾还未散尽时，老陈头的豆浆摊前就炸开了锅。
“看！地铁站那面墙！”卖报的小六子踮着脚，竹篮里的《申报》被撞得哗哗响。
几个早起的黄包车夫抹了把嘴上的豆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潮湿的砖墙上，一张墨迹未干的告示正被穿堂风掀起边角，“实业救国，誓死不退”八个大字力透纸背，落款“民族资本自卫同盟”的红印子还带着新浆糊的黏性。
“这字儿写得硬气！”老陈头用漏勺敲了敲铜锅，豆浆溅在青石板上，“昨儿夜里谁贴的？巡捕房的人刚过来撕，被几个学生拦着，说‘言论自由在租界也是理儿’！”
同一时刻，外滩的德康洋行门口，冯·霍夫曼的礼帽重重砸在玻璃橱窗上。
他鹰钩鼻下的胡须抖成一团，盯着贴在橱窗内侧的告示——不知谁用糨糊粘得极牢，指甲抠过的地方泛着白，倒把“誓死不退”四个字衬得更刺目。
“查！立刻查！”他抓起电话砸向管家，“让警务处的人带着警棍来！这些支那商人，以为贴两张纸就能翻天？”
顾承砚站在顾氏绸庄二楼的雕花窗前，看着楼下越聚越多的人群。
他穿着月白长衫，袖口沾着点墨渍——凌晨在安全屋写告示时蹭的。
窗台上摆着刚泡的碧螺春，茶烟里浮动着苏若雪的声音：“印刷点的老张说，今早能印五千份，码头、弄堂、学堂后门都塞了。”他捏着茶盏的指节微微发紧，喉结动了动——这是他第三次确认计划细节，前世给MBA学生讲“危机公关”时都没这么紧张过。
“少东家！”账房的小唐喘着粗气跑上来，额角沾着草屑，“纺织厂的王师傅带着二十几个工人，举着‘顾氏不倒，饭碗不跑’的木牌过来了！米行的陈老板让伙计送了两筐馒头，说‘就当给兄弟伙垫肚子’！”
顾承砚望着楼下。
穿粗布短打的工人挤在青砖墙下，有人举着打补丁的蓝布，有人用粉笔在地上写“国货当自强”；戴瓜皮帽的老掌柜站在绸庄门廊下，正把“同仇敌忾”的红绸往门柱上系，红绸被风卷起，扫过他眼角的皱纹。
“去把二楼的留声机搬来。”他转身对小唐说，声音稳得像定盘星，“放《毕业歌》。”
留声机的唱针刚搭上唱片，激昂的旋律便撞破晨雾：“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楼下的人群突然静了一瞬，接着爆发出更响的吆喝。
王师傅抹了把脸上的汗，粗粝的手掌拍在木牌上：“听！这调子带劲儿！咱工人不是泥捏的，顾少要撑民族产业，咱就给他撑场子！”
苏若雪从后堂转出来时，手里攥着叠刚印好的报纸。
她月白立领衫的领口沾着油墨，发梢用蓝布带随意扎着——这是她去印刷点时的打扮。
“霍夫曼的人去了工部局。”她把报纸递给顾承砚，头版标题刺得人眼睛疼：《谁在操控我们的经济命脉？
》，“汇丰的人给商会打了三个电话，说‘告示影响金融秩序’，要咱们下午三点前撤掉。”
顾承砚翻着报纸，嘴角勾起半分笑意。
他早让人在资金往来表上做了手脚——霍夫曼的德资银行账户确实和长崎有几笔汇款，只是把“丝绸原料”改成了“精密仪器”。
“三点？”他把报纸折成方块，“让阿福去回电话，说‘少东家在安抚工人，没空’。”
苏若雪忽然伸手按住他手腕。
她的手指还带着印刷机的余温，“你昨儿在安全屋说的‘特别清除计划’……”
“所以更要让他们急。”顾承砚反握住她的手，指腹蹭过她虎口的薄茧——那是常年打算盘磨出来的，“霍夫曼要的是咱们慌慌张张转移资产，可现在全上海都盯着顾氏，他敢动？”
楼下的留声机换了《大刀进行曲》，刀枪铿锵的旋律里，顾承砚看见几个扛相机的记者挤开人群。
他松开苏若雪的手，理了理长衫下摆：“该上场了。”
记者会设在绸庄前的青石板空地。
顾承砚站在临时搭的木台上，背后是“实业救国”的红绸，阳光穿过梧桐叶落在他肩头，把影子拉得老长。
“诸位。”他举起一沓纸，“这是德康洋行冯·霍夫曼先生近三月的资金往来表。”台下的镁光灯闪成一片，“我们发现，多笔标注为‘商业贸易’的汇款，最终流向了长崎——那里有日本最大的军工厂。”
人群里炸开一片惊呼。
王师傅的木牌“咚”地砸在地上：“狗日的！拿咱们的钱造枪打咱们？”
“顾先生！”《新闻报》的记者挤到前排，“这是否意味着霍夫曼先生与日本军方有勾结？”
顾承砚望着记者的镜头，眼神像淬了冰的刀：“我只知道，当民族工业连生存都成问题时，所有阻碍我们的，都该被问一问——他们的钱，究竟沾着谁的血？”
下午两点，法租界工部局的会议室里，霍夫曼的银制雪茄盒被摔得凹了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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