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烽燧扰江皋，晋室倾颓乱未消。
谁挽狂澜安社稷？柴桑有客号陶陶。
运甓励精存远志，提兵讨逆立勋劳。
寒门亦可撑天半，青史留名万古高。
话说东晋立国之初，天下局势动荡不安。中原地区已落入胡人之手，百姓流离失所，白骨露于野；江南新立的东晋政权根基未稳，内部权臣割据、武将叛乱频发，皇权旁落，朝堂震动。就在这内忧外患交织的危局中，庐江寻阳人陶侃自寒微崛起，凭勤慎立身，以战功扬名，平定数次倾覆政权的叛乱，为东晋的存续筑牢根基，成为《晋书》盛赞的“一代名臣”。
陶侃生于魏景元四年（公元259年），籍贯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其家族并非名门望族，父亲陶丹曾在东吴任职，仅为基层武官，待东吴为西晋所灭，陶家便彻底失去依靠，家道中落。更不幸的是，陶侃幼年丧父，全凭母亲湛氏独自抚育成人。
湛氏虽身处贫窘，却极为重视子女的德行教化，其管教尤为严苛，诸多教子事迹载入史册，成为后世贤母的典范。陶侃早年曾在寻阳县担任“鱼梁吏”，负责管理河滨的捕鱼设施，属基层官吏。一次，他见公家腌制的鱼味道甚佳，念及母亲平日难得享用，便私自取了一坛带回家中，欲尽孝心。
然而湛氏见此坛鱼，非但未有喜色，反而正色对陶侃训诫：“你如今身为官吏，当以清廉守职，凭清白立身。今日私取公家之物孝敬我，并非真正的孝道，反而会让我忧心忡忡。若今日敢拿一坛鱼，他日便可能贪腐百石粮，一旦堕入贪念，不仅自身前程尽毁，家族名声亦会蒙羞。”言罢，湛氏责令陶侃即刻将鱼送还公家，还命他写下自省文书，明确过错。
这件“退鱼明志”的小事，看似细微，却为陶侃一生确立了“不贪私、守本分”的准则。但在西晋推行“九品中正制”的背景下，寒门子弟的仕途本就步履维艰——选官以门第为核心标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即便陶侃勤勉能干，也只能在基层职位上徘徊数年，始终难有升迁之机，若无常人难遇的机遇，或许他终其一生都将困于寻阳一隅。
陶侃的人生转折，始于名士范逵的到访。范逵是当时颇具声望的学者，以品行高洁、善于识人闻名。某次他途经寻阳，因天色已晚，计划借宿陶侃家中。陶侃深知这是结识名士、获取机遇的重要契机，却因家境贫寒，连待客的像样器物、食物都匮乏，一时陷入焦虑。
湛氏察觉儿子的难处，主动宽慰道：“范先生乃饱学之士，重情义远胜于重排场，你只管将他迎入家中，余下之事我自有安排。”陶侃依言将范逵及其随从接入家中，湛氏则悄然进入内室，片刻后手持一物交给邻妇，嘱托其速往镇上兑换米、肉等物资。
待陶侃安置好客人，才发现母亲的发髻短了大半——原来，湛氏竟将自己视若珍宝的长发剪下。在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湛氏为助儿子抓住机遇，不惜断发换粮，其远见与决绝，远超寻常妇人。
当晚，湛氏又劈下家中房柱的一部分作为柴火，将自己睡眠用的草席剁碎充当马饲料，终于备出一桌简素却诚意十足的饭食。范逵及随从既得温饱，又听闻陶母断发待客的事迹，心中大为感动。次日辞行时，范逵紧握陶侃的手感叹：“你有贤母教导，自身亦具才干，困于寻阳实乃屈才。我抵达洛阳后，必定为你扬名，助你得遇赏识。”
范逵抵达洛阳后，果然信守承诺，先是向时任重臣张华举荐陶侃。张华起初并未重视——彼时寒门子弟求荐者众多，他日常政务繁忙，难一一甄别。但范逵反复陈说陶侃的才干与品性，坚持认为其非寻常之辈，张华遂决定召见陶侃。
席间，陶侃谈及江东的吏治弊端、民生疾苦，条理清晰且见解独到，言谈间不卑不亢，全无寒门士子常见的拘谨之态。张华见状，确信范逵所言非虚，不禁感叹：“寻阳陶侃，绝非池中之物！”随即授予陶侃郎中一职，让他留居洛阳任职。
这一步，是陶侃走出寒门的关键，但洛阳城内根深蒂固的门阀壁垒，远比他想象中难以突破。
洛阳作为西晋的都城，是名门望族子弟的聚集地。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世家大族垄断朝堂要职，对出身寒微的陶侃多有轻视。陶侃担任郎中期间，每日勤勉处理公务，从不懈怠，却始终难以获得升迁——士族子弟见他，或侧目而过，或言语间不乏讥讽，称其为“寻阳渔吏”，暗嘲其出身低微。
一次，陶侃前往拜访名士杨晫。杨晫为人正直，不以外貌或出身取人，与陶侃畅谈后，对友人顾荣评价道：“陶侃虽出身寒素，却胸怀韬略，行事果决，日后必定能成为国之栋梁。”顾荣是江东士族的领袖人物，素来重视真正的人才，听闻杨晫的评价后，便主动邀请陶侃相见。
二人会面时，谈及天下大势——从北方胡族的侵扰，到江南地区的防务，陶侃皆有独到见解，且分析有理有据。顾荣深为折服，此后常向同僚举荐陶侃，为他争取机会。即便如此，陶侃在洛阳的仕途仍“久不调迁”，他深知，并非自己能力不足，而是“九品中正制”下，“家世背景”是选官的核心标准，若无祖宗荫蔽，即便有天纵之才，也难以突破阶层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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