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的广州港，每日商船往来如梭，伶仃洋上的趸（dǔn）船内，一箱箱鸦片正通过贿赂、伪装等手段悄然流入中国。自乾隆末年英商开启大规模鸦片走私以来，至道光朝，这一毒品已如瘟疫般蔓延至全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吸食者日众；白银外流导致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军队士兵沉溺烟瘾，战斗力锐减。鸦片流毒的深化，不仅是一场社会危机，更是中西方力量碰撞的前奏，最终将清王朝推向战争的边缘。
鸦片走私的兴起，与18世纪中西方贸易密切相关。彼时，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而英国的棉纺织品、毛织品却因“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乾隆帝致英王乔治三世敕谕）而在中国滞销，形成巨大贸易逆差。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记载，1760—1800年，英国每年需向中国支付白银数百万两以弥补差额。
为扭转逆差，英国东印度公司将目光投向鸦片。这种原产于小亚细亚的毒品，在印度被大规模种植——1773年，东印度公司获得印度鸦片专卖权，在孟加拉、比哈尔等地建立鸦片种植园，采用“强制种植、垄断收购”模式，将鸦片加工成“公班土”“白皮土”等品牌，专门销往中国。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手制造了这场毒品贸易，其目的是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同时摧毁中国的经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英商开始将鸦片走私至广州，初期每年仅数百箱；至嘉庆年间，增至每年数千箱；道光元年（1821年）后，竟突破万箱大关。走私量激增的背后，是英国资产阶级的贪婪——工业革命后，英国急需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而鸦片成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曾直言：“鸦片贸易是我们与中国贸易中最有利可图的部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东印度公司档案》）
英商的鸦片走私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网络，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走私枢纽在广州。尽管清廷规定鸦片为违禁品，但英商通过贿赂广东官员，将鸦片先运至澳门或伶仃洋的趸船（浮动仓库），再由中国“鸦片贩子”用“快蟹船”（配备武装的快船）接运至广州黄埔，分销各地。据《粤海关志》记载，广东巡抚、海关监督等官员“每年收受英商贿赂数十万两，对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人直接参与分成。十三行中的行商也暗中协助，“以‘药材’名义报关，实则夹带鸦片”。
道光初年，鸦片走私突破广州一隅，向北扩展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福建厦门成为第二大走私中心，英商与当地“海盗船”勾结，“夜间卸货，黎明即散”；浙江宁波则有“红毛馆”（英国商馆）暗中交易，“每箱鸦片售价洋银八百元，利润高达十倍”（夏燮《中西纪事》）。至道光十年（1830年），鸦片已通过内河航运深入内地，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均出现烟馆。除英商外，中国的“烟贩”扮演了关键角色，如广州的伍秉鉴（十三行首领）、福建的叶恒澍等，他们“资本雄厚，联络官匪，操纵市场”；沿海渔民、船工为利所诱，成为运输工具；甚至八旗子弟、绿营士兵也参与其中，“以巡逻为名，护送鸦片船，分得赃款”。这种“官商勾结、军民参与”的局面，使禁烟令形同虚设。
鸦片的泛滥，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破坏，其危害之深，远超一般毒品。
道光元年至十八年（1821—1838年），中国外流白银约达一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白银短缺导致“银贵钱贱”——道光初年，一两白银可兑换铜钱一千文，至道光十八年，竟达一千六百文。农民缴纳赋税需以铜钱折白银，实际负担增加六成，“昔日卖粮一石可完税，今需两石，民不聊生”（黄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户部尚书王鼎在奏折中哀叹：“国库空虚，河工、军饷皆无着落，皆因鸦片之故。”
国民身心健康更是饱受摧残。鸦片吸食者“初则精神焕发，继则萎靡不振，久而久之，形容枯槁，形同鬼魅”。据《清稗类钞》记载，道光年间全国吸食者超过二百万，“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甚至尼姑、妓女，不乏其人”。京城烟馆“十步一哨，五步一岗”，广州“大烟馆张灯结彩，如同酒楼”，苏州“富家子弟聚于烟馆，昼夜不休，耗尽家产”。更严重的是，鸦片成瘾者“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丧失劳动能力”，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军队战斗力也被大幅度削弱。绿营士兵“十之三四吸食鸦片”，八旗子弟更是“以抽大烟为时髦，弓马废弛，军械锈蚀”。道光十二年（1832年），湖南提督杨芳奏报：“所辖士兵，半数沉溺烟瘾，操演时昏昏欲睡，临阵则望风而逃。”（《筹办夷务始末》）广东水师“名为缉私，实则与烟贩勾结，分赃自肥”，连林则徐也承认：“沿海军队，已无可用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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