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武宗海山去世时，给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国库空得能跑老鼠，朝堂上喇嘛和勋贵吵成一团，民间纸币贬值到老百姓买菜都得扛着一麻袋钞票。公元1311年，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登基，史称元仁宗。这位新皇帝一上台，就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把哥哥武宗搞的那套几乎全废了。
仁宗能顺利继位，多亏了一个人——李孟。李孟是河北人，年轻时考中过金朝的秀才（那时候金朝还没灭亡），后来成了仁宗的老师。武宗在位时，李孟因为反对滥发纸币，被排挤到乡下种地。仁宗一继位，第一件事就是把李孟请回大都，当场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相当于副宰相）。
李孟一上任，就提出三条建议：第一，停印新钞，回收旧钞，稳定物价；第二，裁掉武宗时期封的那些"遥授官"（只有头衔没实权的官），光这一项就砍掉了上千个职位；第三，把那些在皇宫里横行霸道的喇嘛赶出京城，"令其各回寺庙，不得干预朝政"。
仁宗对李孟几乎言听计从。有一次，一个蒙古勋贵跑到皇宫哭嚎："陛下，李孟是汉人，他这是要排挤我们蒙古人啊！"仁宗板着脸说："李孟说的是对的，朝廷养着你们这些只拿俸禄不干事的人，有什么用？"那勋贵被怼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
短短两年，元朝的财政居然慢慢缓过来了。物价从原来的"一石米二十五贯"降到了"十贯"，朝堂上少了一半混日子的官，连街上的喇嘛都规矩了不少。老百姓私下里说："仁宗皇帝，比他哥强多了。"
仁宗和元朝其他皇帝最大的不同，是他特别喜欢汉文化。他小时候跟着李孟读书，《论语》《孟子》背得滚瓜烂熟，还能写一手不错的汉字。有一次，他跟大臣们聊天，突然冒出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在场的蒙古勋贵听得一脸懵——他们大多只会说蒙古话，根本听不懂什么意思。
他不仅自己学，还逼着蒙古贵族子弟学。他下诏书："凡蒙古、色目（西域各族）官员，不通汉文者，不得任三品以上官。"这道命令可把那些只会骑马射箭的勋贵急坏了，纷纷请汉人老师教自己读书，上都的"蒙古国子学"一下子多了好几十所。
有个叫拜住的年轻贵族，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本来天天在草原上打猎，被仁宗逼着去国子学读书。后来这拜住成了元朝少有的精通汉文化的蒙古大臣，还成了元英宗的得力助手——这都是后话了。
仁宗对汉文化的热爱，甚至到了"偏心"的程度。他觉得蒙古传统的"忽里台大会"（贵族议事会）太落后，主张"事从简牍"（用文书制度处理政务）；他觉得蒙古的历法不够精确，下令让郭守敬的后人重修历法；他甚至还想把皇宫里的蒙古语告示，全换成汉文。
有大臣劝他："陛下，您毕竟是蒙古皇帝，太偏向汉法，会引起宗室不满的。"仁宗叹了口气："治国要用好办法，管它是汉法还是蒙古法？"
仁宗干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恢复科举。
自从金朝灭亡后，科举就停了。元朝建立后，忽必烈虽然搞过几次"选官考试"，但规模很小，而且蒙古人、色目人考的内容跟汉人完全不一样（蒙古人考骑射，汉人考经义），根本算不上真正的科举。从1237年（金朝最后一次科举）到1313年，整整七十六年，读书人想当官，要么靠关系，要么去给贵族当幕僚，正经的"学而优则仕"之路，断了快一个世纪。
1313年，仁宗下了一道《开科取士诏》，里面说："朕惟取士之法，必考经术以作其义理，考辞章以观其才华。"意思是，不管是蒙古人、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南宋遗民），都要考经义（儒家经典）和辞章（文章写作），考上了就能当官。
这道诏书一下，天下读书人都疯了。江南地区的老秀才们，有的都七八十岁了，拄着拐杖去报名；北方的私塾里，一下子挤满了读书的孩子，家长们说："好好考，以后能当大官了！"
1315年，元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在大都举行。一共录取了五十六人，其中蒙古人、色目人各十六人，汉人、南人各十二人。第一名（状元）叫张起岩，是山东人，考中后被任命为集贤修撰（负责修史书的官）。他后来回忆："放榜那天，我在榜前看了三遍，才敢相信自己中了。周围的人都在哭，有哭自己考中的，也有哭盼了一辈子终于等到这一天的。"
恢复科举看起来是好事，但反对的人可不少。蒙古勋贵们跳得最欢："我们蒙古人靠马背上得天下，凭什么要跟汉人一起考那些之乎者也？"有个叫铁木迭儿的大臣，是武宗时期的老臣，私下里说："科举就是汉人的圈套，想让我们蒙古人忘本！"
仁宗没少跟他们吵架。有一次在朝堂上，铁木迭儿说："陛下，汉人读书人参政多了，会反过来欺负我们蒙古人。"仁宗冷笑一声："你看看那些贪赃枉法的，是汉人多还是蒙古人多？科举选的是有本事、有德行的人，总比用那些只会抢钱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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