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里的道德天平
雨夜的测试场像被墨汁浸泡过，林夏的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划出扇形残影，正前方的全息投影突然弹出红色警报。她猛踩刹车时，特斯拉Model π的自动驾驶系统已经接管了车辆——三个穿校服的孩子正追逐着滚到路中央的足球，而右侧车道的重型卡车正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驶来。
“系统启动紧急避险模式。”机械女声在车厢里回荡的瞬间，林夏看见方向盘像被无形的手拧动，车辆朝着隔离带冲去。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中，她的额头撞在安全气囊上，恍惚间听见后排传来同事的尖叫。
这场模拟测试的第173次失败，最终以“驾驶员重伤，行人无伤，第三方车辆轻微受损”的结果定格在屏幕上。林夏摘下布满冷汗的VR眼镜，会议室里的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第47种变量组合，系统还是选择牺牲驾驶员。”数据分析师推了推眼镜，“根据欧洲《自动驾驶伦理指南》，这是最优解。”
“但上个月加州的立法刚否决了类似逻辑。”法务部的张弛把平板电脑拍在桌上，屏幕里是加州州长签署法案的新闻——“禁止自动驾驶系统预设牺牲特定对象的程序”。
林夏揉着发疼的太阳穴，目光扫过白板上贴满的剪报。东京的自动驾驶巴士为躲避突然冲出的老人，转向撞死了骑摩托的上班族；柏林的出租车在人行道与货车之间选择了后者，导致两名流浪汉死亡。这些新闻标题旁，用红笔写着同一个问题：谁有资格决定生死？
作为“全球智能驾驶伦理联盟”的核心成员，他们已经在这间会议室里熬了三个通宵。玻璃幕墙外，联合国大厦的灯光彻夜通明，与他们桌上的咖啡渍一样，都带着某种不眠不休的疲惫。
“我们需要一个超越地域的框架。”林夏把马克笔重重按在白板中央，“不能再让算法成为替罪羊。”
一、失控的电车
陈默第一次出现在联盟办公室时，怀里抱着个老式座钟。黄铜钟摆左右摇晃，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像在倒数某个未知的期限。
“1967年，菲利帕·福特提出电车难题时，绝不会想到五十年后我们要给机器编程做选择。”他把座钟放在会议桌上，钟面玻璃映出众人各异的表情，“但本质没变——牺牲一人拯救五人，是否永远正确？”
林夏注意到座钟背面刻着行小字：2018.11.23，重庆。她突然想起那场轰动全国的公交车坠江事故，十五条生命消逝在冰冷的长江里，只因为一场与方向盘的争夺。
“区别在于，人类的犹豫可能致命，而机器必须在0.3秒内做出反应。”陈默转动座钟，钟摆的阴影在投影幕布上投下诡异的弧度，“上周我在慕尼黑见了那位失去双腿的工程师，他的自动驾驶汽车为了避开突然变道的自行车，把自己撞向了桥墩。”
投影幕布上切换出事故现场的照片：变形的车架、散落的零件、染血的安全气囊。林夏突然想起儿子生日那天，她开车送蛋糕时差点撞上横穿马路的孩子，是本能让她打了方向盘，而不是理性计算。
“我们做过五万次模拟测试。”数据分析师调出柱状图，“当选项是‘牺牲驾驶员保护五名行人’时，73%的受访者表示‘应该如此’，但同样比例的人不愿意购买这样的车。”
张弛冷笑一声：“这就是典型的道德伪善。就像所有人都支持器官捐献，却很少有人愿意成为捐献者。”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月光透过玻璃幕墙，在地板上投下联合国徽章的影子。林夏突然想起在斯坦福哲学系旁听的那堂课，教授说最艰难的道德抉择，往往不是善恶之间的选择，而是善与善的冲突。
“我父亲是神经外科医生。”陈默的声音低沉下来，座钟的滴答声突然变得清晰，“他总说，手术台上没有绝对正确的方案，只有 least bad（最不坏）的选择。”
他按下遥控器，幕布上出现了新的模拟场景：十字路口，红灯。自动驾驶汽车正在等待，突然左侧货车失控冲来。前方是闯红灯的孕妇，右侧是遵守交规的骑行者，后方是满载学生的校车。
“系统该怎么选？”陈默的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根据德国的伦理准则，应该优先保护遵守规则的人；按日本的规定，要优先保护弱势群体；美国则要求不能预设牺牲程序，交给随机概率。”
座钟突然敲响了十下，黄铜钟摆的影子在孕妇和骑行者的影像上交替晃动，像一架不知疲倦的天平。
二、代码里的偏见
林夏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档案室里找到了那份泛黄的报告。1940年，美国铁路公司的安全手册里明确规定：当列车必须脱轨时，应优先选择驶向黑人社区而非白人社区。
“技术从诞生起就带着偏见。”陈默不知何时站在她身后，手里拿着一本《自动化的傲慢》，“1987年，波音737的自动驾驶系统总在特定风速下失控，后来发现是因为工程师用的测试数据全来自北半球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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