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六月，暑气像一层黏腻的纱，裹在人身上。前门外大栅栏那条胡同里，“聚宝斋”的金字招牌被晒得有些发蔫，门口那盆石榴倒是开得红火，艳艳的花骨朵儿直往门框上探。我叫吴克，三十多岁，正是能跑能颠的年纪，此刻却歪在店里那张老榆木躺椅上，脚丫子搭在茶几边，听着墙上挂的老座钟“咔哒咔哒”走，眼皮子直打架。
老张坐在柜台后头，手里捧着本翻得卷了边的《中国陶瓷史》，鼻梁上的老花镜滑到了鼻尖。他四十多岁，原是北京供销社的职工，还当过几年兵，腰板挺得直，就是看书时总爱皱着眉头，跟那些老窑瓷片上的冰裂纹似的。“小吴，”他突然开口，声音带着点京片子的瓮声，“你说这钧窑的蚯蚓走泥纹，到底是咋形成的？我瞅着书上说的，跟上次咱们收的那只碗上的纹路不太一样啊。”
我打了个哈欠，没动弹：“张哥，你这学问是越来越精进了，都研究到这地步了？那玩意儿得上手摸，光看书能看出个啥？等明儿不忙了，把那碗拿出来，咱哥几个再琢磨琢磨。”老张这人，正义感强，以前对古玩就是个爱好，这几年跟着我和老邻居，算是彻底入了门，劲头儿比谁都足。
老邻居蹲在里屋的地毯上，正对着一堆刚收来的杂件儿忙活。他比老张大几岁，具体多大我俩也没细问，就一直叫他老邻居。这人是个古玩行家，眼神毒，心细如发，算盘打得精，可骨子里却实在，遇上手头紧的主儿，总能高抬贵手。这会儿他正拿着个放大镜，对着一个铜香炉瞅，嘴里念念有词：“嗯，这宣德炉的包浆还行，就是底款有点悬，得仔细瞧瞧。”他说话慢悠悠的，带着点老北京的从容，手里的活儿却不停，翻过来掉过去地看，跟给人看病似的。
我们仨在这聚宝斋待了十多年。从一开始在潘家园摆地摊，到租下这门面，再到如今在北京、外地都置了房产，早就不用为钱发愁了。按说该享清福了，可偏偏都离不了这寻宝的乐子。就像老邻居常说的：“钱这东西，够花就行，可这淘换宝贝的瘾，跟抽烟喝酒似的，戒不了。”我和老张都信这个理儿，不然也不会放着舒坦日子不过，天天在这店里跟一堆老玩意儿较劲。
这天下午，店里没什么客人，日头偏西的时候，老邻居才从里屋出来，手里端着那铜香炉，往桌上一放：“够呛，这炉子里的锈色不对，是做上去的，差点打了眼。”老张凑过去看了看，点点头：“我说呢，看着就有点贼光。”
我坐起来，给自己倒了杯凉茶，咕嘟咕嘟灌下去半杯，才觉得暑气散了点。“我说哥俩，”我抹了把嘴，“老在城里憋着也没意思，要不咱出去走走？”
老张抬眼看我：“上哪儿去？潘家园都逛腻了。”
“不是潘家园，”我笑了笑，“咱去远点的地儿，乌鲁木齐咋样？”
老邻居正用软布擦手，闻言顿了顿：“乌鲁木齐？那儿可有阵子没去了。咋想起去那儿了？”
“前儿个跟一新疆来的哥们儿聊天，”我说道，“他说那边最近出了些老物件，瓷器、字画都有，还有些老服装、兵器，说是从乡下收来的。我琢磨着，咱也有段日子没跑远路了，去那边瞧瞧，就当避暑，顺带找找有没有漏可捡。”
其实我心里还有个没说透的念头。我这人好琢磨个事儿，前两年看杂书，瞅见过几句提纪晓岚的，说他当年被发配到新疆，好像不光是因为给亲家通风报信那么简单，里头似乎有点隐情，可书上也没细说。新疆那地儿，跟纪晓岚总能扯上点关系，说不定去了能听到点啥老故事。当然，这事儿我没急着说，先把他俩的兴致勾起来再说。
老张一听去乌鲁木齐，眼睛就亮了，当兵的人，对远地方总有种向往：“行啊！去就去！我正好想看看那边的戈壁滩是啥样。”
老邻居则更实际，开始盘算起来：“去也行，得先打听好路子，住哪儿，找谁收货。那边的市场跟咱这儿不一样，得小心着点，别让人坑了。还有，这季节去，带啥衣服……”他絮絮叨叨地说着，手指却在桌上轻轻敲着，那是他动心的表现。
我知道，这事儿就算成了。我们仨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另外两个准能跟上，几十年的交情，默契都在骨子里。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准备行装。老邻居最仔细，列了个单子，从放大镜、强光手电到各种尺寸的棉手套，再到治水土不服的药，一样样收拾。老张则翻出了他当年当兵时的帆布包，擦得干干净净，说这包结实，装东西靠谱。我呢，除了收拾行李，还偷偷塞了几本关于新疆风土人情和纪晓岚的杂记进去。
临走那天，天刚蒙蒙亮。我们仨锁了店门，背着包，坐上了去火车站的出租车。北京的清晨还有点凉，可我们心里都热乎乎的。车窗外，胡同里的老槐树叶子绿得发亮，知了还没开始叫，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们仨的兴奋劲儿，在车厢里直往上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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