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时，台北的雨季还未结束。细雨如丝，将整座城市笼在一层薄雾里，远处的101大楼若隐若现，像一根刺破云层的银针。
我拖着行李走出海关，远远就看见阿美站在接机口，一袭淡青色的旗袍，发髻挽得一丝不苟，手里举着一把油纸伞，伞面上绘着几枝墨梅。她朝我挥挥手，嘴角微微上扬，眼神却有些复杂。
“半年不见，你倒是瘦了。”她接过我的行李，声音轻柔，却带着一丝嗔怪。
“北京那边事情多，耽搁了。”我笑了笑，伸手想揽她的腰，她却轻轻避开，眼神示意周围人多。
阿美就是这样，在外人面前永远端庄矜持，只有回到那栋大院子，她才会卸下防备。
车子驶出台北市区，拐进阳明山脚下一片幽静的住宅区。阿美的茶馆就开在这里，一栋日据时期留下的老宅，前庭是茶馆，后院是我们的住处。推开木门，院子里几株山茶花开得正盛，石板小径上落满粉白花瓣，踩上去软绵绵的。
“你不在的时候，我把东厢房改成了书房。”阿美领我穿过回廊，“你上次说要收些老东西，我托人打听了一圈，有些眉目了。”
书房里，一张黄花梨书案上摊着几本泛黄的线装书，旁边是一套民国时期的茶具。我随手翻开一本，扉页上盖着“澹园藏书”的朱印——这是清末民初江南着名藏书家刘承干的藏书印。
“这东西哪来的？”我有些惊讶。
阿美给我倒了杯冻顶乌龙，茶香氤氲中，她轻声道：“上个月有个老先生来喝茶，说是他父亲1949年从上海带过来的。他父亲以前是国民党的文官，撤退时带了不少古籍，现在家里急着用钱，想出手。”
我点点头，心里盘算着。1949年那批跟着蒋介石撤退来台的权贵，带走的文物数量惊人，光是故宫南迁的文物就有近70万件，民间带走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年，台湾不少老家族渐渐没落，祖上带过来的宝贝也开始流入市场。
“他手里还有别的吗？”
“有。”阿美压低声音，“他说家里还有几幅字画，是当年从南京带出来的，其中有一幅据说是文徵明的山水。”
我心头一跳。文徵明的画作存世稀少，若真迹，价值连城。
“约他明天见见。”
傍晚，阿美的爷爷从南京打来视频电话。老爷子今年九十多了，精神却很好，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
“小吴啊，南京这房子好啊！秦淮河边，早上还能听见画眉叫！”老爷子笑得满脸褶子，“你啥时候再来？我带你去吃老门东的牛肉锅贴！”
我笑着应了。三年前，我在南京夫子庙附近给老爷子买了套小院，让他落叶归根。他是1949年跟着国民党撤到台湾的老兵，在台湾娶妻生子，但心里一直惦记着大陆。阿美是他唯一的孙女，从小听他讲大陆的故事，对故土有种莫名的眷恋。
挂掉电话，阿美叹了口气：“爷爷最近总念叨，说想回山东老家看看，可身体不行了，坐不了飞机。”
我握住她的手：“等忙完这阵子，我陪他回去。”
第二天上午，那位藏家如约而至。
老先生姓陈，七十多岁，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看就是老派文人。他带来的是一幅绢本山水，画心已经泛黄，但笔墨依然清晰——远山淡染，近石皴擦，左下角落款“徵明”。
我仔细看了看，心头微沉。画工不错，但印章和题跋有些问题，应该是清末的摹本。
“陈先生，这幅画……”我斟酌着用词。
他摆摆手，苦笑道：“我懂，不是真迹。家父当年带出来的东西，真真假假混在一起，他自己也分不清。”
“您家里还有别的吗？”
陈老先生犹豫了一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锦盒，里面是一本巴掌大的册子，封面已经破损，但还能辨认出“海错图”三个字。
我呼吸一滞。
《海错图》是清代聂璜绘制的海洋生物图谱，原藏于清宫，后来散佚。北京故宫藏有三册，台北故宫藏有一册。如果这本是真迹，那就是流落民间的第五册！
“这是……”
“家父说是从故宫带出来的，但我查过资料，台北故宫那册是完整的，所以……”陈老先生摇摇头，“可能是仿品吧。”
我小心翻开，里面的绘画极为精细，鱼虾蟹贝栩栩如生，旁边还有密密麻麻的注解。纸张、墨色、装帧，都符合清中期的特征。
“陈先生，这本册子，我想买。”
交易完成后，陈老先生似乎松了口气，喝了口茶，话也多了起来。
“当年撤退时乱得很，我父亲在故宫任职，临走前偷偷塞了几件东西在行李里。后来到了台湾，这些东西也不敢拿出来，一直藏在床底下。”他苦笑道，“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带得走东西，带不走家啊。”
我点点头。1949年那场大迁徙，改变的何止是文物，更是无数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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