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房产像在早市上换粮票般随意。穿皮夹克的中年人揣着鼓囊囊的牛皮纸袋，在公厕墙根下就能完成半套房子的交割，沾着油渍的买卖合同上，钢笔字洇在“自愿转让”的红戳旁，像极了夏天槐树上滴落的虫胶。房改的风声在公共电视天线里滋滋作响时，精明人开始囤积煤棚杂房，把房本上的平米数攒成扑克牌似的厚沓，却不知那些盖着街道办钢印的证明文件，日后会在土地拍卖会上化作烫金的入场券。
大杂院的夜总是浸着廉价灯泡的昏黄，电线在违章建筑间织成蛛网，某户新买的21寸彩电正播着《还珠格格》，满院的人端着搪瓷碗挤在纱窗下蹭剧情，他们身后开裂的檩条正悄无声息地积累着世纪末的焦虑。当第一拨拆迁队的白石灰圈住院里的老槐树时，树杈上挂着的乌纱帽模型和奶娃娃的尿布同时晃了晃，像在提前祭奠即将被商品房碾碎的、最后一个可以拿白菜价换安身立命的黄金时代。
振强很自信地说道，“大杂院房子本身不值钱，关键在于位置。比如我们家以前住的大杂院，里里外外住了二十多户，我们家算大点的，四口人住两间房也就三十多个平方，这也亏了我老爷子以前在毛线厂做车间主任，这房子是好不容易置换过来的，不知道费了多少劲。其实我们这算条件好的，院子里一家三代人住一二十平方的也不少，这种情况在京城也是见怪不怪啊，小伙子快结婚了，还要和父母拉着一个布帘睡觉，多憋屈。前几年有个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看过吗，张大民结婚时候，为了房子差点婚也没结成。说开了吧，除了少数老年人住习惯了，就像这种住房条件，傻子才愿意住下去。但是，关键就在这但是上了，大杂院位置好啊，周围都是好医院好学校，老人看病、孩子上学特方便。生在福中不知福，有的人生下来就有这个条件，不当回事，当时有人憋不住了，狠狠心凑了一笔钱，卖了大杂院的房子买个楼房搬走了，这些老街坊一回来就后悔，都说以前没意识到，大杂院的房子离着学校近，学校也好，都是名牌，现在送孩子上学每天要早起俩小时，每天累得要命，如果就近上学，还怕耽误孩子学习，如果想到这，早晨倒尿盆也不觉得寒掺了吧。”
我听了振强这番话，心里有些动摇。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关景莲又开口了：“而且啊，现在政策也在鼓励城市更新，大杂院改造是迟早的事儿。到时候，那些平房一拆，原地盖起高楼大厦，你的房子说不定能置换好几套新房呢。”老张还是不太相信，嘟囔着：“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万一不改造呢？”振强拍了拍老张的肩膀，说：“老张，你就别杞人忧天了。我做这方面研究很久了，八九不离十。”我咬了咬牙，心想：反正手里的钱放着也是贬值，不如就听振强的试试。我看着振强，坚定地说：“振强，我信你，我打算试试买大杂院的房子。”振强笑着点点头：“行，我帮你留意着合适的房源。等你买了房，就等着数钱吧。”大家听我这么说，都露出了不同的表情，有羡慕，有怀疑，但我此刻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房产投资上搏一把。
现在想起来，九十年代的京城像一张被雨水洇湿的宣纸，墨痕未干的房改政策在褶皱处悄然晕染。那些揣着大哥大在胡同口转悠的聪明人，总能在蜂窝煤堆里嗅到黄金的气味——当大多数百姓还在计较着单位分房的楼层朝向，他们已经看懂了土地出让合同里藏着的炼金术。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映着他们的倒影，皮包磨出毛边的棱角里，塞满了房管局流出来的内部图纸，纸页边角还沾着计划经济时代最后一滴红墨水。
那时的四合院尚未被称作“文化遗产”，倒像菜市场里被挑剩的萝卜，灰砖缝里嵌着前朝贵胄没带走的落魄气。房管所档案柜里积灰的房契，记录着四十年代某位梨园名旦用八根金条换的跨院，此刻正被某个倒腾钢材的个体户用两万现金打包买断。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站在垂花门下，看测绘队把百年老槐树影投在计算器屏幕上，枝桠间的光斑恰似跳动的数字——东厢房能隔出四间铺面，西耳房拆了改车库，影壁墙推倒后足够停三辆夏利车。他们不懂什么容积率，却知道院墙每向外扩一寸，就能在土地出让金暴涨前多囤一捧金砂。
房改的春风掠过筒子楼时，催生出无数荒诞又精明的生存智慧。某位在机关大院蛰伏半辈子的科员，突然发现自家三代同堂的窘迫，竟成了置换商品房的筹码——他用三环内两间东向阴面房，换得西郊六套毛坯公寓，房本上的面积像发酵的面团般膨胀。而那位总在胡同口修自行车的老汉，某天抖开油腻腻的围裙，露出腰间二十把钥匙叮当作响，每把都挂着不同工地的红绸带。他们交易房产合同像交换香烟般随意，建设银行刚推出的按揭业务，被他们玩成了空手套白狼的连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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