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紧接着侃侃而谈道：“文人画这种独特的绘画风格，其精髓在于对意境的深远追求以及笔墨的简洁凝练。这就好比那些地主们，总是偷偷摸摸地喝酒吃肉，全然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不管别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肚子饿不饿。而文人画家们则借助这种绘画风格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和思想，他们所追求的无非就是让自己心情舒畅、痛快淋漓罢了。”
我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元代的大画家赵孟頫曾经说过，‘画者，文之极也。’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文人画与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而明代的董其昌更是将文人画推崇备至，将其誉为‘画中之龙’，可见文人画在当时的地位之高。”
然而，我话锋一转，接着说道：“当然啦，并非所有人都对文人画这种画风感到满意。就拿那位以‘难得糊涂’着称的郑板桥来说吧，他对文人画就颇有微词。郑板桥认为，文人画过于注重笔墨技巧的运用，而往往忽视了画面的整体效果和意境的营造，这无疑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
老张听我这样一说，哎呀一声，我估计对他这个看仓库的“库头”而言，我这一席话无疑是降维打击，在他大脑里掀起了一阵头脑风暴。不过老张好歹上过军校当过连队指导员，悟性也是很高，问道，“这不就是自娱自乐嘛！”
我笑着说，“的确是自娱自乐，人家文人绘画，主要也是画给自己看的，没想着给大多数人看，最多也就是三两个知己吟诗作画，风花雪月，美人在前，一般是不扩大观赏圈子的，老百姓可没这个条件。”
老张接着问道，“那什么是匠人画？”
我继续说道，“匠人，顾名思义就是画匠的画，在古代工匠可没什么社会地位，他们主要是为达官显贵服务的，你肯定去过故宫吧？那里展示的那些古代帝王将相的画像，就是他们画的。”
老张赞美道，“这些画匠画得可真是栩栩如生啊！”又略微迟疑了一下，问道，“但我感觉比那些画花鸟鱼虫的文人画强得多。”
我无奈笑了笑，说道，“你这也算是匠人画的知音。比起文人画，匠人画更加关注的是技艺和逼真，追求的是画面的细腻和精致，通俗点来说，就是画的比较真实，就跟拍照一样。文人画就是‘我以我手写我心’，冬天里画个小孩吃西瓜，骆驼和大象赛跑都有可能，只要人家愿意，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为什么说这把壶值钱呢，刚刚我说是因为这把壶上的画是文人画加匠人画双重加持。你想，当初何海霞大师遭了难，去了个陕西的一个瓷厂当画工，肯定要虚心接受劳动人民的审美需求啊，老百姓审美可不是靠什么抽象想象，主要还是看你画得像不像，最好跟照片一样才好呢。何大师当时的处境，肯定要像匠人画靠拢，但本身呢，他又是张大千的学生，肯定底子是文人画的底子，也就是这样的特定年代，才有这样的东西。放到现在，你让美术学院学生到瓷厂画？可能吗！让何海霞这种大师去，连想也不要想了。这从一定意义上，也算是孤品了。”
老张听我说的是津津有味，也算是有点眼力价，投桃报李地赶紧给我倒了杯茉莉花茶，我呷了口茶，笑道，“您老也喜欢这些东西？”
老张一听我这话，还显得挺激动，赶紧说道，“老弟你是不知道啊，我当兵时候就喜欢读书看报，可我很不走运，在那个时候只能找点《见光大道》《欧阳海之歌》看看，根本看不到古代文化书籍，最多也就是看过批判用的《水浒》，来满足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仰慕之情。后来政策放松了，我看了大量古代小说，不管什么四大名着，还是三言二拍，我都熟读过了；不怕老弟你笑话，我一都看过《金瓶梅》呢！”
1952年的上海，一批蓝布封面的《金瓶梅词话》正在群众手中秘密传阅。泛黄的宣纸页角卷曲如枯叶，每当翻到「潘金莲倒挂葡萄架」这类章节，总有人紧张地瞥向窗外——这是建国初期“新文学规范运动”的狂飙年代，这部明代世情小说被盖上“封建糟粕”的钢印，却在民间化身暗流涌动的“地下文学”。北京琉璃厂的旧书贩子们练就了特殊暗号：轻叩三下柜台问“有兰陵笑笑生的字画吗？”，掌柜便会从佛龛后的夹层掏出用《毛选》封面包裹的私印本，书页间还夹着充当防伪标识的茉莉干花。
转机出现在1957年，一句“《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不可不看！”这句批示让文化部连夜赶制“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奉命开动印刷机，却在删改尺度上犯了难。总编辑王任叔带着老花镜逐字批红，把露骨段落用“□□□”替代，最终诞生的《金瓶梅词话》删去字，硬生生把市井风月改成了“此处省略三万字”的填空题。更绝的是每套书编号发行，需持省军级单位介绍信认购，某位山西老干部误把购书证明写成“研究西门庆同志的生活作风问题”，成为作协流传半世纪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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