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冻醒的。
睫毛上结着细碎的冰晶，呼出的白气在眼前散得极慢。身下是硬邦邦的木板床，盖在身上的毯子散发着羊毛和煤烟混合的怪味。窗外传来马车铃铛声，还有人用生硬的德语喊着什么，这声音刺破浓雾，像冰锥扎进太阳穴——等等，德语？
我猛地坐起身，毯子滑落露出半截胳膊，皮肤上瞬间起了层鸡皮疙瘩。环顾四周，低矮的房间里摆着一张掉漆的木桌，墙角堆着半人高的书籍，书脊上的烫金字母大多模糊，却有几个单词像烙铁般烫进眼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墙上的铜制挂历停留在1847年11月。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记得自己明明是在图书馆查资料，为了写那篇关于《共产党宣言》创作背景的论文，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文献突然眼前一黑。怎么一睁眼就从21世纪的暖气房，掉进了这看起来像十九世纪贫民窟的地方？
“醒了？”
门被推开时带进来一阵寒风，裹挟着雪粒子打在脸上。门口站着个高瘦的男人，深棕色大衣上落满了雪，鼻梁上架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锐利得像鹰隼。他手里提着个油纸包，里面散出黑面包的焦香。
“感觉怎么样？昨天在街角发现你时，你倒在雪地里像块冻僵的石头。”男人的声音低沉，带着普鲁士口音的德语算不上流利，“我叫卡尔·马克思，这里是布鲁塞尔。”
血液在刹那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着团棉花，只能发出嗬嗬的气音。眼前这人……是马克思？那个在历史课本里被印成黑白照片，留着大胡子的革命导师？可眼前的他不过三十岁上下，胡子还没浓密到遮住下巴，只是眼下的青黑暴露了他常年熬夜的习惯。
马克思把油纸包放在桌上，倒了杯浑浊的水推过来：“你昏迷时一直说中文，是从清国来的？”
我接过水杯的手在发抖，水温透过粗糙的陶杯传来，却暖不了指尖的冰凉。1847年的布鲁塞尔，清国……这时候鸦片战争刚过去七年，洋务运动还没影子，中国人能出现在欧洲的，要么是广东十三行的商人，要么是像容闳那样的留洋学生，可我这一身现代夹克和牛仔裤，在他眼里恐怕和怪物没两样。
“我……”我咽了口唾沫，努力让自己的德语听起来不那么蹩脚，“我叫林砚，是……是来欧洲求学的。”这个借口在脑子里转了千百遍，总算没让自己露馅。
马克思挑了挑眉，没追问下去，只是指了指桌上的面包：“先吃点东西。这里简陋，只能委屈你了。”他转身走向书桌，那里摊着几张稿纸，上面写满了潦草的字迹，墨水渍晕染开来，像片不断扩散的乌云。
我啃着黑面包，干硬的碎屑剌得喉咙生疼，却不敢放慢速度。饥饿感像潮水般涌来，逼着我狼吞虎咽。余光瞥见马克思正低头写着什么，鹅毛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和窗外风雪的呼啸奇异地融合在一起。
“您在写什么？”我忍不住问。
马克思头也没抬：“在修改《哲学的贫困》，回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他顿了顿，笔尖悬在纸上，“你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
心脏狂跳起来。1847年，《哲学的贫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重要着作！我放下面包，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我读过一些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书，但总觉得他们的理论里少了些什么。”
这不是撒谎。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着作曾是必修课。只是没想到有一天，能和马克思本人讨论这些。
马克思终于停下笔，转过身时眼镜滑到了鼻尖，他用手指推上去的动作带着种不经意的专注：“少了什么？”
“少了对人的关注。”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话说得太现代，很可能露馅。
但马克思的眼睛亮了。他往前走了两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镜片后的目光像是在审视，又像是找到了同类：“继续说。”
“亚当·斯密说劳动创造价值，可他没说清楚，为什么创造价值的工人却活得像牲口。”我握紧拳头，那些在书本里看过无数次的文字突然有了重量，“工厂主们用机器榨干工人的血汗，把妇女儿童扔进矿坑，他们把这叫做‘自由竞争’，可这自由只属于少数人。”
马克思的呼吸变得急促，他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骨头：“你见过？”
我猛地想起那些纪录片里的画面：19世纪英国纺织厂里瘦得只剩皮包骨的童工，曼彻斯特贫民窟里流淌的污水，还有那些因为工伤被工厂主像垃圾一样丢弃的工人……这些画面和眼前的风雪、桌上的手稿重叠在一起，突然有了血淋淋的真实感。
“我……我在书上见过。”我艰难地说。
马克思松开手，转身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窗外的雪光透过破旧的窗棂落在他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冷白的轮廓。过了很久，他才低声说：“你说得对。政治经济学不能只谈数字和利润，它首先要谈人，谈那些被资本踩在脚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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