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尼采断言，迄今用来使人类变得道德的一切手段，归根到底都是不道德的。他把生殖看待作为人类繁衍的正常途径，而基督教却怀着根本反对生命的怨恨，把性视见为某种不洁之物；它把污秽泼在我们生命的前提上。那些灭绝激情和欲望，仅仅是为了预防它们的愚蠢以及这种愚蠢的不快后果，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本身就只是一种极端的愚蠢。
在和基督教和道德死磕后，尼采又把小老头苏格拉底骂的狗血淋头，他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希腊哲学家的道德主义是有病理学根源的，他们对辩证法的重视也是如此。理性=美德=幸福仅仅意味着，人们必须仿效苏拉底，制造一个永恒的白昼-理性的白昼-以对抗黑暗的欲望。无论如何必须理智、清醒、明白，向本能和无意识让步会导致崩溃。
这种劝善的道德，包括基督教道德，都是一个误会，所谓耀眼的白昼，绝对理性，清醒、冷静、审慎、自觉、排斥本能、反对本能的生活，本身仅是一种疾病。所以他断言，既不存在精神，也不存在理性、思维、意识、心灵、意志、真理，这一切都是无用的虚构。
尼采不仅仅停步在批判，还强调个体的力量和精神，并试图清洗所有道统所带给人类的污秽，他定义自由，什么是自由？就是一个人有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就是一以坚守分离我们的距离；就是一个人变得对艰难、劳苦、匮乏乃至对生命更加不在意；就是一个人准备着为他的事业牺牲人们包括他自己。
尼采鼓励拼刺与勇气，他说最富精神性的人们，他们必首先是最勇敢的，也在广义上经历了最痛苦的悲剧。但他们正因此而尊敬生命，因为它用它最大的敌意同他们相对抗；不害怕无价值的事同样可能是心灵的伟大。他不觉得矛盾是件坏事，一个人只有充满矛盾才会多产。只有灵魂不疲沓，不贪图安逸，才能永葆青春。
这些在正统哲学家眼中近似疯子的呓语的异端学说，在胡瑜非和李粟生这些迫切的想要像他们父辈一样建功立业，创建庞大的产业体系，建立新的经营秩序的热血青年听来却是最有蛊惑性的宣言，胡瑜非那时就对此一边大段的背诵，一边击节赞叹。
但这些李粟生最为推崇的品质，早就已经从胡瑜非身上彻底的消失了，胡瑜非变成了现在这个怕这怕那，满嘴仁义道德的，这也让他小心，那也需要提防的懦夫了。看到曾经的偶像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才是李粟生心中最为沮丧的点。
李粟生就有一种很想找人好好发泄一下的情绪，想了一想，就把电话打给了刘升妹：“你在什么地方啊？”
“在世杰运财公司呢，”刘升妹现在对于李粟生有一种认命的淡然，“找我有事啊？”
“我现在很想让你陪陪我，你没什么事情就去老地方找我吧。”
李粟生说的老地方，是他在自己旗下公司开的宾馆中一间专用的房间，当然了公开层面没有人知道这件宾馆所属的集团公司跟李粟生有联系。李粟生平常做道德君子惯了，在自己家人面前也是一副很正派的形象，而且他的妻子也算是二代子弟中的一员，他们父母之间在最初创业的艰难时期就建立起来了深厚的情谊，他们的婚姻也是这个情谊的延续。
所以跟其他女人的事情是不能让他妻子知道的，于是他就在这家不是很显眼的宾馆中开了一个专用的房间，用来跟刘升妹这些他的情人幽会用。
李粟生这么说，刘升妹并没有丝毫的抵触情绪，就好像是李粟生叫她过去陪他是一件在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已：“行啊，我半个小时就能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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