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标师兄看的另一份档案资料记载,一九六八年的初冬,西京城的枫叶红得刺眼。刘英站在军区大院的阳台上,望着远处高墙上新刷的标语,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栏杆上斑驳的油漆。这栋小楼他们住了十几年,从枚生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命为军区副司令那天起,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小女儿枚红从屋里跑出来,拽了拽她的衣角。十二岁的女孩眼睛大大的,里面盛满了不安。刘英勉强笑了笑,揉了揉女儿的头发:“很快,爸爸只是去开会了。”她没说谎,枚副司令确实是去开会了,但不是什么普通会议。三天前,军区政委亲自打来电话,说是文化革命小组要枚副司去说明情况,他是分管文宣的副司令。这一去,就再没回来。屋里传来大儿子枚军的声音:“妈,您别骗小妹了。现在谁不知道,爸是被隔离审查了!”十七岁的少年语气尖锐,带着一种奇怪的兴奋,“学校戴红袖套的人都说,爸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住口!”刘英猛地转身,声音严厉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枚军愣住了,随即脸上浮现出叛逆的神色。刘英深吸一口气,放柔了声音:“去帮你弟弟妹妹做功课。大人的事...不是你们该操心的。”
枚军撇撇嘴,不情愿地拉着妹妹进了屋。刘英望着孩子们的身影,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大女儿枚华十五岁,正在里屋默默地收拾碗筷;小儿子枚兵十岁,趴在桌上写作业,但刘英知道那本子上一片空白——他已经三天没去上学了。电话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让刘英浑身一颤。她快步走进客厅,拿起听筒。“喂,是刘英吗?”是个陌生的男中音。“是我。”“我是政治部的小张。明天上午九点,机关礼堂有您的批判会,要您准时参加。”电话挂断了,留下一串忙音。刘英的手微微发抖,慢慢放下听筒。批判会...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自从上个月她那本《长征路上的红星》被点名批评是“为黑司令歌功颂德”,她就知道风暴要来了。“妈,谁的电话?”枚华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手里还拿着抹布。刘英看着大女儿酷似自己的眉眼,突然一阵心痛。她走过去,轻轻抱住女儿:“没事,工作上的事。”枚华静静地看着母亲,什么也没说,但刘英知道女儿什么都明白。这孩子从小就敏感,像极了她年轻时的样子。夜深了,刘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丈夫枚生的枕头冷冰冰的,没有一丝温度。她想起他们初次在武汉假扮夫妻的地下工作,想起进入西京城那年他们终于弄假成真结婚时的情景,想起枚生穿着崭新的中将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样子。她也是崭新的上校军服,也有好几枚勋章。那时他们多年轻啊,满心都是建设新中国的豪情。
建国后,枚生在军队步步高升,授衔中将后,还任军区副司令。她被授予上校军衔后,还在西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位置上干了五年,由于恳请军区首长动用五十吨战备粮,救济赤江灾民,被记大过一次,有职无权了,她索性不管事儿,只当一名专业创作员,不用坐班,来去自由,还可去部队或地方上体验生活。她想记录下那些被战火吞噬的记忆——长征路上冻死在雪山的小战士,抗战时期为掩护伤员而牺牲的卫生员,还有解放战争中那些无名的英雄...“我手笨,拿枪行,拿笔就哆嗦。”枚生曾这样开玩笑,“但你不一样,你能让后人记住我们为什么而战。”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银线。
刘英轻轻起身,走到书桌前。她拉开最下面的抽屉,取出厚厚一叠手稿。这是她正在写的新书,《远征军岁月》,记录她作为少数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女兵在缅甸战场的经历。但现在,这段历史成了她的罪证——“为国民党服务”。窗外突然传来嘈杂的人声和手电筒的光亮。刘英心头一紧,迅速把手稿塞回抽屉。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大门就被猛烈地拍响。“刘英!开门!革命群众来找你算账了!”“打倒走资派枚生的臭老婆!”刺耳的口号声惊醒了整个屋子。枚军第一个冲出来,脸上带着奇怪的兴奋:“是红色卫东兵团!我去开门!”“别!”刘英厉声喝止,但已经晚了。枚军已经拉开了大门,十几个臂戴红袖套的年轻人蜂拥而入。为首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女青年,短发,眼睛亮得吓人:“刘英!你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歌颂黑司令的反动文人!”她挥舞着手中的报纸,“明天就要批斗你了,今晚我们先来给你'预热预热'!”
刘英挺直腰背,冷静地看着这群年轻人:“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的孩子们要休息。”“休息?”一个男青年冷笑道,“你们这些走资派也配谈休息?”他突然从身后拿出一顶用报纸糊成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反动文人刘英”几个大字,“戴上!游街去!”枚华和枚红吓得抱在一起,枚兵则躲在姐姐身后。只有枚军站在红袖套那边,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我跟你们走,别吓着孩子。”刘英平静地说,自己接过那顶可笑的高帽子戴在头上。“妈!”枚华哭喊着想冲过来,被两个女青年拦住。“看好弟弟妹妹。”刘英对女儿说,眼神坚定,“我很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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