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宝东县前往万丰镇的公路，在日光下像是一条银白的绸带，平坦而宽阔。车窗外，景色如同一幅不断延展的长卷，又似被岁月揉皱后匆忙展开的纸张，田野、山峦、树木，都裹挟着时光的味道，迅速地向后掠过。我静静地坐在车内，心中满是对即将抵达的那个小镇的复杂情绪，熟悉与陌生交织，像一张细密的网，将我笼罩。
当我终于踏入万丰镇时，黄昏的余晖已轻柔地洒落在青石板路上，晕染出一片暖黄。街边，福祥老人坐在不远处的石墩上，他的身形极度佝偻，脊背弯成了一张古老的弓，恰似一棵饱经风雨洗礼、千疮百孔的老树，每一道纹理都刻满了岁月的痕迹。我快步走上前去，轻声唤道：“福祥老爷。” 他缓缓抬起头，那浑浊的眼睛里，竟闪过一丝微弱却又明亮的光，像是黑暗中骤然亮起的烛火。
“世道变啦，”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沧桑感扑面而来，“现在这风气，道德都败坏喽。”说着，他缓缓摇头，脸上的皱纹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拧在了一起，成了一团解不开的愁绪。我无言，只是默默递上一支烟。他颤抖着接过，深吸一口，吐出的烟雾浓稠而厚重，仿佛裹挟着他半生的愁苦与无奈，悠悠地飘散在空气中。
“现在偷牛贼还敢开枪呢！”他又说。我猛地一惊，忙追问：“怎么胆大包天敢开枪？”
“是啊，人家骑摩托追上来了，他在车里就开枪了。开枪可是开枪，那上哪跑去？到头来都抓住了。”福祥老人说着，竟笑出了声，那笑声里，满是荒诞与嘲讽，在这渐渐暗下来的小镇街头，显得格外突兀。
这个地方，向来有些邪性。头几年，有个坐地户在饭店与人发生口角，一怒之下，竟掏出手枪威胁：“妈的老子崩了你！”被威胁的人倒也镇定，转身就报了警。那卖枪的大概是仗着自己是本地人，既不逃跑，也不躲藏，就那样大剌剌地等着警察来，结果自然是蹲了两年大牢。这事传出去，大家都觉得像一场闹剧，可闹剧背后，又藏着说不出的寒意。
还有那令人咋舌的卖淫嫖娼活动，猖獗到罚款的数目竟足以盖一座家属楼。后来更是规定，必须由局长签字才能打击。听说有一伙各乡镇老师去县里学习，在旅店被套路，一个个只能乖乖交罚款。那次大哥和戴老师出去看电影，阴差阳错躲过一劫。每次想起这些，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可它们就真真切切地在这宝东发生着。
福祥老人对这些道德滑坡的现象骂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狠，渐渐地，精神竟变得不太正常了。有个改嫁过来的女人，每次从他家门口路过，都会招来他的破口大骂：“死了小鬼给分身，前夫一半儿后夫一半儿。”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像一把把利刃，划破小镇原本宁静的空气。那女人被吓得不轻，白天根本不敢出门，只能等到夜幕深沉，才敢偷偷把白天积攒的脏水倒掉。小镇上的人对此议论纷纷，有人叹息，有人摇头，可终究，谁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日子一天天过去，福祥老人病了。他自己攒了些钱，却满心盼着儿子能出钱送他去医院。于是，他就那样窝在自己那昏暗、狭小的小屋里，像一只被困住的动物，一天又一天地熬着时间。那小屋仿佛一座孤岛，将他与外界彻底隔绝开来，他的孤独与绝望，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无限蔓延。
我儿子强子回乡探亲，我嘱咐他去看看福祥老人。强子回来后，跟我讲起他们的对话。“太爷问我做什么工作，”强子说，“我告诉他我给堂弟公司做业务员。堂弟从业务员干起，现在开了公司，还办了工厂。”福祥老人听后，就是长叹一声：“还是你们那股子老人教子有方啊，我没什么文化，他们也没什么文化。”那叹息里，有对自己的自责，有对命运的无奈，更有对下一代深深的期许与失望。
那年冬天，小镇上的人都以为福祥老人熬不过春节。正月十五送灯的时候，家人心中默默准备了他的那一盏，大家都怀着一丝悲悯，等待着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可谁也没想到，老头命硬，硬是挺了过去。他像是在和命运做最后的抗争，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要倔强地活下去。
然而，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福祥老人还是没能敌过岁月与病痛，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终年七十三岁。出殡那天，小镇上的人不少都来送行，大家的脸上都带着几分感慨。我站在人群中，望着那缓缓前行的灵柩，心里想着，福祥老人这一辈子，就像这小镇的历史，写满了故事，也写满了无奈。他的那些抱怨，那些对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斥责，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可如今，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恨的世界，只留下这些或荒诞、或无奈的故事，在小镇的街头巷尾，被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说起 。
在我记忆深处，母亲六十六岁生日那天的场景，始终鲜活如昨。那天，阳光透过窗户，轻柔地洒在屋内，给每一件物件都披上了一层暖融融的光。一大早，家里就弥漫着忙碌又欢快的气息，哥哥姐姐们带着家人陆续赶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在房间里回荡，为这个普通的日子添上了几分特别的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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