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调整方剂：莴央草三钱（清热散瘀）、益母草二钱（活血调经）、当归三钱（补血活血）、黄芪五钱（补气升阳）、白术三钱（健脾益气）、茯苓三钱（利水渗湿）、陈皮二钱（理气化痰）、炙甘草一钱（调和诸药）。她特意嘱咐煎药时加入三片生姜，以助运化，又告诫产妇忌食油腻、甜腻之物，多食山药、薏米等健脾祛湿之品。
产妇按方服药五日，低热消退，恶露减少；十日过后，恶露干净，腹痛消失，食欲恢复，面色渐渐红润。府吏亲眼见证了疗效，又翻阅了阿依弟子们记录的百余例病案（虽为苗语口诀与符号记录），才深知苗医口传知识的珍贵。他感慨道：“文献所载，多为文人雅士所录，而民间实践，却藏着无数真知。苗家医术，虽无笔墨之记，却有生死之验，此乃‘实践先于文献’之理。”
府吏随后亲自深入苗岭，走访村寨，记录阿依的疗法。然而，在记录过程中，他发现许多口传的细节难以用文字准确表达。比如，阿依传授弟子时，会强调“莴央草采时需带露，晨露未干者，清热之力最佳”“益母草配伍当归，比例需随产妇脉象松紧调整，脉紧则益母草多加五分，脉缓则当归多加五分”，这些源于实践的细微经验，文字难以精准捕捉，唯有通过口传心授、亲身实践才能领会。
更有趣的是，李大夫将阿依的疗法载入自己的医案后，传到了江浙一带。有一位江浙医者依案配药，却发现疗效不佳，便专程来苗岭请教。阿依细问之下，才知江浙一带的“香茶菜”（莴央草）与苗岭的品种略有差异，苗岭的莴央草因生长在高海拔、阴湿环境中，清热散瘀之力更强，而江浙的品种性偏平和。阿依便告知他：“可将莴央草用量增至六钱，再加赤芍三钱增强散瘀之力，即可弥补品种差异。”医者依言调整，果然疗效显着。此事更印证了口传知识的灵活性——文献记载的是固定的方剂，而口传知识则能根据地域、品种、体质的差异灵活调整，这正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智慧。
阿依深知，口传知识虽鲜活，却也面临失传的风险。于是，她与李大夫合作，将苗语口诀翻译成汉语，结合病案，整理成《苗岭产护草本》一书。书中不仅记载了莴央草、益母草、当归的配伍方剂，还详细描述了草药的识别、炮制、煎服方法，以及不同体质、不同症状的辨证调整要点，更收录了“晨露采莴央”“黄酒煎益母”等口传的实践细节。此书虽未正式刊印，却以抄本的形式在湘西医者间流传，成为口传知识与文献记载互动融合的典范。
第三部分：灾年药荒 薪火相传
清雍正年间，苗岭遭遇大旱，持续半年无雨，溪流水位骤降，草木枯黄，莴央草、益母草等草药大面积枯死。而此时，邻近的贵州、四川一带爆发疫病，不少产妇感染疫病后并发产后热，症状更为凶险，高热、腹痛、恶露不尽，且传染性极强，苗岭各寨也有多位产妇染病。
药荒与疫病交织，让苗岭陷入危机。阿依的药圃中，仅存少量莴央草和益母草，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弟子们看着前来求医的产妇痛苦不堪，心急如焚：“师父，草药不够了，怎么办？”阿依望着干裂的土地和枯萎的草木，沉思良久，想起祖母曾说过“苗岭无废草，对症皆是药”，心中有了主意。
她带领弟子们深入深山，寻找与莴央草性味功效相似的替代草药。经过数日探寻，她们发现一种生于岩石缝隙中的草本植物，苗语称“岩青”，叶片形似莴央草，味苦性凉，具有清热凉血、散瘀止痛之效，虽清热之力稍弱，但在莴央草稀缺的情况下，可作为替代。同时，她们还发现，干旱环境中生长的当归，肉质更为肥厚，补血之力更强，可适当减少用量，仍能达到补血活血的效果。
针对疫病并发的产后热，阿依调整了方剂。患者多表现为“热毒炽盛、瘀热互结”，症状为高热不退、恶露臭秽、腹痛拒按、烦躁口渴、舌红绛、苔黄燥、脉象洪数。阿依以岩青五钱替代莴央草，增强清热凉血之力；加金银花四钱、连翘三钱清热解毒；蒲公英五钱、紫花地丁五钱凉血解毒、消肿散结；益母草四钱活血散瘀；当归二钱补血活血；丹皮三钱、栀子三钱清热泻火。同时，她采用苗医的外治法，将金银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煎水，让患者坐浴，以清热解毒、散瘀止痛，内外结合，提高疗效。
寨中产妇阿秀感染疫病后，高热达四十一度，恶露臭秽如脓，腹痛剧烈，神志模糊。阿依立即为她施用新方剂，内服药每四小时一剂，外用坐浴每日两次。第一剂药服下后，阿秀烦躁稍缓；两剂过后，高热降至三十八度，神志清醒；三剂服完，恶露臭秽减轻，腹痛缓解；七剂过后，高热退去，恶露颜色转为暗红；半月后，阿秀身体痊愈。通过这种“内治为主、外治为辅”的方法，阿依和弟子们成功治愈了数十位感染疫病的产妇，遏制了疫情在苗岭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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