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土气得令，清气上行”，仲景也有新的发挥。他治一个“胃反”病人，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身体消瘦，舌苔白腻。说这是“脾胃湿阻，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用泽泻汤加人参、干姜，泽泻白术去湿，人参补脾气，干姜温胃阳。病人服药后，呕吐渐止，能吃下食物了。“脾属土，胃主降，脾升胃降，才能纳食消化，”仲景说，“泽泻去湿，让脾土‘得令’，清气才能升，浊气才能降，呕吐自止。”
第八回 金匮成书 经方传世
建安十三年，张仲景避乱至岭南，在那里整理一生的行医经验。茅屋油灯下，他翻看堆积如山的病案，其中关于五苓散、泽泻汤的记录就有数百条，从南阳的寒疫水肿，到岭南的湿温发热，从孕妇的子肿，到孩童的癫痫，这些方剂在不同病证中展现出的疗效，让他愈发坚信“方证相应”的真理。
他想起年轻时在白河岸边挖泽泻的情景，想起师父张伯祖的教诲，想起那些因水肿而痛苦的面容，笔尖在竹简上流淌：“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对于泽泻汤，他写道：“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泽泻五两，白术二两。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寥寥数语，却凝结着无数次的实践与思考。他特别注明泽泻与白术的用量，说“此比例不可轻改，盖因湿重者，非此不能去”。
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编撰中，仲景始终强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泽泻及其方剂的收录，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从先民口传的“水泻”治病经验，到他临床验证的经方，再到典籍中的系统记载，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他在序中写道：“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这部着作问世后，五苓散、泽泻汤等方剂传遍天下，不知救了多少性命。后世医者研读其书，运用其方，又在实践中不断发挥，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用五苓散治痰湿内停的肥胖；清代叶天士，用泽泻汤加味治湿温眩晕，皆是对仲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而泽泻，这味白河岸边的水草，也因载入经典，成为中医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其甘淡渗湿、泄热通淋的功效，惠及千秋万代。
结语
从南阳疫中的摸索，到《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定型，泽泻及其方剂的传承，是中医药“实践出真知”的完美诠释。张仲景以“方证相应”为纲，将泽泻的甘淡渗湿之性，与桂枝的通阳、白术的健脾、茯苓的渗利巧妙结合，创五苓散以通调三焦水液，制泽泻汤以涤饮清窍，既体现了“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又蕴含着“湿去则阳通，浊消则气畅”的大道。
这些方剂的背后，是对阴阳五行的深刻把握——泽泻属水，能利水湿；白术属土，能健脾制水；桂枝属火，能温阳化气，土水火相生相制，共奏其功。也是对五运六气的灵活运用，根据不同年份的气候特点、不同病人的体质差异，调整配伍与用量，尽显“天人合一”的智慧。从口传的经验，到临床的验证，再到典籍的记载，泽泻的故事，正是中医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生动写照。
赞诗
白河泽畔生灵草，
甘淡清灵性自殊。
能导湿浊归水道，
可驱痰饮净清都。
五苓通调三焦水，
一汤涤荡眩晕符。
仲景精微传金匮，
千年济世惠生徒。
尾章
如今，在河南南阳的医圣祠里，张仲景的塑像前，常年摆放着泽泻、桂枝、白术等药材，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经方诞生的故事。《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刻本，被一代代医者奉为圭臬，五苓散、泽泻汤仍是临床常用的有效方剂——治水肿用五苓散，疗眩晕用泽泻汤，随证加减，效如桴鼓。
在现代中药房，药师们抓药时，仍会仔细核对五苓散的配伍：“泽泻十八铢，猪苓十八铢，茯苓十八铢，白术十八铢，桂枝半两”，这古老的剂量，承载着千年的经验。老中医们在讲解这些方剂时，总会说：“仲景的方，就像天成的规矩，看似简单，却藏着无穷的变化，关键在于‘辨证施治’，在于对‘湿’与‘水’的深刻理解。”
从东汉的白河岸边，到今天的临床诊室，泽泻及其方剂的疗效，跨越千年而不衰。它提醒我们，中医药的传承，不仅是方剂的照搬，更是对其背后医理的领悟，对实践精神的坚守——就像泽泻始终扎根于水湿之地，中医药也始终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在实践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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