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芎踪》
下卷
第六回 薪火传方 乱世济民
汉末的蜀地，兵戈四起，疫病横行。王季的孙子王牧，背着祖传的《种芎记》和一篓川芎籽，在乱军之中辗转。他记得祖父的话：“蜀地的药，要救蜀地的人。”
在绵竹的临时医帐里，他遇见了张仲景的弟子卫汛。卫汛正在整理从南阳带来的医书，见王牧用川芎配蜀椒治风寒痹痛，叹道：“此与《伤寒论》‘麻黄汤’之意相合，皆为散寒通阳，只是你用蜀地之药，更合此地水土。”王牧取出随身携带的《六十病方》残简，卫汛见“芎配蜀椒”的记载，当即抄录在《金匮玉函要略》的附页：“蜀地芎藭，辛温通脉，配蜀椒，治寒痹如神，此民间实践，可补典籍之缺。”
有次军营暴发“寒疟”，士兵们恶寒发热，骨节疼痛。王牧用川芎三钱、蜀椒二钱、柴胡五钱，煮成“芎椒柴胡汤”，让士兵们趁热喝下。三日后，大半士兵痊愈。卫汛问其故，王牧指着医简：“简中言‘芎能行气，椒能散寒’，加柴胡引药入少阳，正合疟病之病机。”卫汛赞道：“民间智慧，藏于简牍，流于实践，真乃医道之根。”
战乱中，许多医书散佚，王牧却把《六十病方》的残简缝在衣襟里。他说：“这不是竹简，是蜀地药材的魂，丢了它，就丢了咱蜀人用药的根。”后来，这批残简随他辗转至成都，被保存在青羊宫的藏经楼，成为后世研究汉代蜀地医药的重要依据。
第七回 唐时扬名 蜀芎入典
唐代的成都，已是“药市天下闻”。王牧的后人王药翁，在锦江边开了家“蜀芎堂”，药铺的匾额上，刻着《六十病方》中“芎配蜀椒”的原文。
药翁不仅种芎，更精于配伍。他治妇人产后瘀痛，用川芎配当归、桃仁，说“此乃‘血中气药’，能行能补”；治风湿痹痛，用川芎配羌活、独活，说“借风药之力，引芎达四肢”。有个西域的胡商，患头痛多年，遍求名医无效，药翁以川芎配天麻，三剂而愈。胡商惊叹：“蜀地有此神药，当载于《唐本草》！”
当时朝廷正在修订《新修本草》，编修官苏敬听闻蜀芎奇效，特地入蜀考察。他在王药翁的药圃里，见川芎与蜀椒、厚朴间作种植，问其故。药翁答：“三者皆蜀地所产，气味相投，同生则药性更纯。《六十病方》早有记载，此乃‘道地共生’之理。”苏敬取蜀芎与外地芎对比，见蜀芎根圆、油足、辛香烈，叹道：“真芎出蜀，信然！”
《新修本草》修成后，专门记载：“芎藭，蜀地者佳，辛温，活血行气，祛风止痛，配蜀椒、厚朴，治寒痹、腹胀，出《六十病方》。”这是川芎首次被官修药典明确记载“蜀地为佳”，而其依据，正是天回镇出土的汉代医简与蜀地千年的实践。
药翁的“蜀芎堂”，常有文人墨客来访。杜甫寓居成都时，曾为药翁题诗：“蜀芎生锦里，辛香透竹帘。疗疾兼济世，汉简有遗篇。”诗中不仅赞川芎之效，更点出其与汉代医简的渊源，让“蜀芎”之名，随诗流传天下。
第八回 宋明传承 道地立规
宋代的郫县，川芎已成为贡品。官府在天回镇设“芎务官”，专门监管川芎的种植与采收，而监管的标准，依旧沿用《六十病方》中暗含的“道地”理念。
有个外地药商，想把浙江的芎籽引入蜀地，谎称“产量更高”。王药翁的后人王守真，取蜀芎与浙芎对比：“蜀芎种在红土，得火行之气，故辛温；浙芎长在黑土，得水行之气，故辛凉。若换种，就失了‘治寒痹’的本功。”他还带着芎务官看汉代医简：“简中所载，皆蜀地药材，可见道地之重要，自古已然。”
明代的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时，特地查阅了天回镇出土的《六十病方》残卷。他在“川芎”条下写道：“汉简《六十病方》载其配蜀椒，治寒痹，可见蜀人用芎，早有渊源。其道地性，非仅土壤气候，更在历代实践之积累。”他还记录了蜀地民间“川芎炖鸡”“川芎酿酒”等食疗方，说“这些法子，虽未入简，却与简中理念相合，皆为‘辛温通阳’之意”。
守真的孙子王耕读，是个秀才，他把《六十病方》中关于川芎的记载，与历代医家的论述汇编成册，取名《芎典》。书中写道：“从汉简到唐诗，从药圃到典章，蜀芎的故事，是蜀地医药从实践到理论，从民间到官方的见证。”
第九回 简牍重光 芎脉永续
1983年，天回镇的泥土再次震惊世界——考古工作者发掘出老官山汉墓，其中930支医简，正是失传已久的《六十病方》完整版。当考古人员清理到第157号简时，“芎”字赫然出现，其后“配蜀椒，治寒痹”的文字，与王药翁药铺匾额上的刻字如出一辙。
这批医简的出土，印证了川芎在汉代蜀地的广泛应用。简中“蜀椒”出现18次，虽未直接详述川芎的种植，但对川产药材的高频提及，间接证明了当时对川芎等蜀药的重视。考古专家说：“这些竹简，是蜀地医药的‘基因密码’，它告诉我们，‘道地药材’的认知，早在两千年前就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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