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赴途，初抵苗寨
农历十一月，细雨纷飞，泥泞的道路如盘踞的长蛇，蜿蜒在山峦之间。我背负行囊，在陡峭的山坡间艰难跋涉，前往那神秘的月亮山。月亮山，地处贵州从江、榕江、荔波、三都四县与广西环江、融水两县交界，主峰高达1490米，山体巍峨，云雾缭绕，仿若伸手可摘月，故而得名。
这里是民族文化的大熔炉，主体居民为苗族，红苗自贵州铜仁迁来，黑苗从榕江而至，他们语言不通、风俗各异，服饰更是五彩斑斓。不仅如此，瑶、壮、水、侗等民族也杂居于此，共同绘就了多元文化共生的奇景。因山高路险，交通阻塞，这里宛如世外桃源，少有人涉足。
1994年，在朋友的怂恿与自身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听闻月亮山有野人、老虎等神秘传说，毅然踏上这片土地。九天的行程，近500华里的路途，我走访苗寨，登上主峰，大开眼界。而后，我将这段经历写成《月亮山见闻》，在报刊发表，引起不小反响。
1996年冬，我再度启程，目标是参加加两村苗族13年一度的牯脏节。听闻节日期间将有大规模杀牛祭祖活动，这是窥探苗族文化奥秘的绝佳契机，我不顾路途艰辛，顶风冒雨，终于在夜幕降临时抵达加两村。乡干部们热情相迎，为我摆下接风宴。时隔两年，加两村已悄然变化：原乡党委书记升任副县长，乡政府周围的杉木林被砍伐，新修了两排木楼。
节祭前夕，苗寨百态
当晚，我在乡政府歇下，困顿难眠。次日清晨，天才蒙蒙亮，我便来到河边洗漱。河水寒彻透骨，却难掩山谷间的美景：木楼人家炊烟袅袅，岚雾飘飘，宛如仙境。我匆忙返回取相机记录，虽照片曝光不足，但那蓝色晨雾已深深印刻在我心间，也让我萌生了“相对贫困论”的雏形——西南贫困文化表象之下，潜藏着空气质量优良、食物纯粹、人际关系和谐等巨大财富。
在加两村，我邂逅了韦老搞。他24岁，家贫如洗，母亲早逝，父亲与哥哥同住，他独自生活。三年前成婚，育有一女，年仅两岁半。他家一年仅收1000多斤谷子，人均300多斤，仅够半年食用。谈及收入，他无奈摇头：“收入？没有。”即便如此，韦老搞心中依旧充满喜悦。节日前夕，乡干部询问他最想要什么，他直言：“什么都想要。”他身上的衣服靠政府救济，却始终未改贫困模样。他不懂汉语，“妈闹”是他对“过节”的苗语表达，在加两村，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不通汉语，这让我深感此地文化的独特与隔阂。
我还遇到了来自东北吉林的代课老师张连恒。1994年9月，他因被贵州榕江侗族、苗族独特服饰吸引，来到月亮山支教。初到这里，他极不适应，月亮山人信鬼不信医的观念让学医的他难以理解。他曾为一位21岁女孩治病，却因村民请鬼师，将病人送下山。后来，他凭借医术声名远扬，村民虽称他为鬼师，他也渐渐明白在月亮山，鬼师与医生职责相通。张连恒眼中的月亮山“穷得可怜，脏得可怕”，他决心投身教育改革，开办普通话教学、英语班，推行勤工俭学，种萝卜白菜、搞药材基地，赢得村民认可与政府表扬，获评贵州十佳教师。然而，两年后他还是离开了，离开原因不明，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牯脏节至，祭典盛景
牯脏节的氛围愈发浓烈，加两村热闹非凡。芦笙声此起彼伏，全村男女盛装迎接各地来客。我作为省城来的客人，受到热情款待。在村口，我品尝了苗族的刀头肉，喝了拦路酒，随后乡干部以政府名义给“牯脏头”送礼，表达关怀。
芦笙队在“牯脏头”王老年家前欢舞后，转至场坝。王老年43岁，妻子38岁，上有70岁老母，下有两男两女，家庭幸福美满。成为“牯脏头”需经严格考验，王老年身体康健，得以担当此任。鬼师在祭祀前念诵祖先名字，长达两小时，其超凡记忆力令人惊叹。23时左右，铜鼓敲响，鼓声终日不绝。据说加两村原有12个铜鼓，现仅存8个，其余4个被卖到台湾，每个售价数千块。
祭祀仪式上，人们献上以糯米为主，搭配鱼、肉、牛角酒的祭品，置于场坝中央。鬼师庄重念诵祖先名字，告知节日来临，恭请祖先享用祭品。半小时后，祭祀结束，众人呐喊，取回祭品，芦笙再度吹响，回荡山谷。
我来到杨老六家，他在加两村算有钱人，因仪表堂堂，有“九十九”的外号，意为有99个情人。杨老六兄弟三人各自养牛，准备祭祖，他们认为苗族十年杀一头牛，相比汉族每年杀猪，并不浪费。他家有一面约200年历史的铜鼓，做工精致，鼓面有13颗星。关于铜鼓，我与他交流时发现语言障碍带来的文化隔阂，虽努力探寻铜鼓在苗语中的原始意义，却难以深入。杨老六还告知，村里原有更多铜鼓，部分因台湾商人高价收购而流失，1800元对月亮山苗民而言是笔巨款，在生存面前，文物保护也显得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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