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口的老槐树又开花了，米白色的花瓣落得满地都是，踩上去软乎乎的，像踩着一整个春天的梦。陈阿婆坐在槐树下的竹椅上，手里攥着半块没吃完的桃酥，眼睛望着巷口进进出出的人，浑浊的眼珠里像落了层槐花粉，模模糊糊的。她今年八十七了，耳朵背，记性也差，常常坐着坐着就忘了自己要做什么，可只要有人经过时说句“阿婆，今天天好”，她总会咧开没牙的嘴笑，露出牙龈上淡淡的红晕，像个害羞的小姑娘。
这条巷子叫槐树巷，住的大多是些老人，墙皮斑驳得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晾衣绳上挂着的蓝布衫、花裤头在风里晃悠，跟巷子里飘着的饭菜香缠在一起，有股说不出的踏实。陈阿婆住的是最里头的老房子，木门上的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暗红色的木头，门环是铜的，摸上去光溜溜的，是她老伴在世时每天擦三遍擦出来的亮。
三十年前，这里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巷子里挤满了年轻人，自行车铃叮铃铃响个不停，放学的孩子追着跑，把槐花瓣踢得满天飞。陈阿婆那时候还不算老，五十多岁，头发黑黢黢的，梳着齐耳短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煤炉，蓝灰色的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混着隔壁张屠户家杀猪的吆喝声，是巷子一天的开场。
她那时候在巷口开了个小卖部，其实就是把自家临街的一间小屋收拾出来，摆着油盐酱醋、针头线脑，还有孩子们爱吃的橘子糖。柜台是她老伴用旧木板钉的，边缘被磨得圆润，上面总放着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缸，里面泡着浓茶，是给来往的熟客准备的。
常来的有个叫林小满的姑娘，十七八岁，梳着两条麻花辫，辫梢系着红绸子，一甩一甩的。她在巷尾的纺织厂上班，每天早上路过小卖部，总要买两个肉包子，有时候还会多要一颗橘子糖，说是给同组的师傅带的。陈阿婆知道，那糖十有八九是她自己吃的，小姑娘嘴角沾着糖渣的样子，像极了自家早逝的小女儿。
“阿婆，今天的包子馅儿咸了。”林小满咬了一口包子，皱着眉头说，眼睛却笑得弯弯的。陈阿婆就会假装生气地敲敲柜台：“咸了才有力气干活，你这丫头，吃我的包子还挑三拣四。”嘴上这么说，第二天准会让老伴少放半勺盐。
林小满爱跟陈阿婆聊天，说纺织厂的事，说哪个师傅的手最巧，说机器转起来像唱歌，说她攒了钱想给乡下的爹娘买台洗衣机。陈阿婆就坐在小马扎上听，手里纳着鞋底，时不时应一声，针脚在布面上密密麻麻排着队，像她们说不完的话。
有一回，林小满哭着跑进来，辫子散了，红绸子掉在地上，沾满了灰。她说厂里丢了批棉纱，组长怀疑是她拿的，因为她前几天说过想给家里扯块新布。陈阿婆没多问，拉着她坐下，给她倒了杯热水，又从柜台底下摸出块芝麻糕，塞到她手里：“吃，吃饱了才有力气跟他们讲道理。”那天下午，陈阿婆关了小卖部，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去了纺织厂，跟厂长说了半天，唾沫星子溅了对方一脸，最后愣是让保卫科调了仓库的记录，证明林小满那天根本没去过仓库。
林小满后来请陈阿婆吃了碗阳春面，加了两个荷包蛋，蛋黄流心的那种。她边吃边说：“阿婆，等我发了工资，给您买块新布料，做件褂子。”陈阿婆笑着摆手：“我这老骨头，穿啥都一样。”可心里却暖烘烘的，像揣了个小太阳。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多，林小满突然不来买包子了。陈阿婆等了三天，心里发慌，拄着拐杖去纺织厂问，才知道姑娘跟一个跑运输的司机走了，去了南方，说是那边机会多。有人说她傻，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跟着个陌生男人跑那么远；也有人说她有志气，不想一辈子困在巷子里。陈阿婆没说啥，只是那天晚上，她把林小满常坐的小马扎擦了又擦，擦得木纹都发亮。
小卖部的搪瓷缸里，从此少了一个常来喝茶的人。陈阿婆还是每天天不亮就生煤炉，只是烟好像比以前淡了些；橘子糖还是摆在原来的位置，只是买的孩子换了一茬又一茬。有回她整理柜台，从角落里摸出一根红绸子，上面还沾着点槐花粉，她愣了半天，才想起是林小满掉的那根，不知怎么就被扫到了柜台底下。她把红绸子洗干净，晾在绳上，风一吹，像个小小的火苗在晃。
老伴是五年后走的，走的时候很平静，早上还跟陈阿婆说想吃她做的南瓜粥，中午就没再醒过来。陈阿婆没哭，只是在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他枕头底下压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小卖部每天的收入，最后一页写着：“小满这丫头，今天又多拿了颗糖，没给钱。”字迹歪歪扭扭的，是他年轻时在扫盲班学的。陈阿婆摸着那行字，突然就哭了，眼泪砸在纸页上，晕开一小片墨痕，像朵没开的花。
老伴走后，陈阿婆就关了小卖部，把柜台改成了花架，摆上了仙人掌和太阳花，都是些好养活的。她开始像现在这样，每天坐在槐树下，看着巷子里的人来人往。有时候会有放学的孩子好奇地问她：“奶奶，你在等谁呀？”她就笑，说：“等风呢，风来了，花儿就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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