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口的老槐树又开花了，米白色的花瓣落得满地都是，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晒过的棉花上。老王蹲在杂货铺门口，手里捏着块抹布，慢悠悠地擦着积了灰的玻璃柜台，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跳着碎金似的光点。他这铺子开了快三十年，从年轻时推着板车走街串巷，到后来租下这半间门面，墙上的油漆刷了又掉，掉了又刷，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倒像是浸了岁月的茶渍，透着股说不出的安稳。
“王伯，给我拿袋盐。”门口传来脆生生的声音，是对门楼里的小姑娘，扎着两个羊角辫，手里攥着块皱巴巴的五角钱。老王直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笑着应了声好，转身从货架上取了袋精盐，又从玻璃罐里抓了把水果糖塞进小姑娘兜里，“拿着，甜的。”小姑娘咧开嘴笑，露出刚换的豁牙，说了声谢谢就蹦蹦跳跳地跑了，羊角辫在身后甩得像两只快乐的小尾巴。老王看着她的背影，嘴角的皱纹堆得更深了，他总说，孩子是这巷子里最好的光景，比墙上的年画还热闹。
铺子不大，货架挤得满满当当，从油盐酱醋到针头线脑，再到孩子们喜欢的气球和摔炮，应有尽有。靠里的角落摆着张掉了漆的木桌，上面放着个搪瓷缸，印着褪色的“劳动最光荣”，旁边堆着几本翻得起了毛边的杂志。每天上午，总会有几个老街坊聚到这儿，搬个小马扎围坐着，天南海北地聊，从菜价涨到谁家的孙子考上了大学，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末了总会被老王沏的一壶粗茶浇熄火气，临走时还不忘顺手买走瓶酱油或者一袋洗衣粉。
“我说老王，你这性子也太好了点。”斜对门开修鞋铺的老李叼着烟，手里拿着块砂纸打磨着鞋底，“昨天那娘们儿，明明是自己算错了账，非说你多收了她五毛钱，在这儿吵了半天，换了我早把她轰出去了。”老王正在给一个玻璃瓶盖拧紧，闻言只是笑了笑，“多大点事儿，她家里那口子刚住院，心里正烦呢，让她出出气，总比憋出病来强。”老李撇撇嘴，吐出个烟圈，“你呀，就是太能忍，早晚得被人欺负。”老王没接话，只是把拧好的瓶子放回货架，阳光照在他手上，能看到清晰的青筋和老茧，那是几十年操持生计磨出来的印记。
傍晚的时候，铺子门口总会多一个身影。老王的老伴儿张婶，拎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菜。她总是先站在门口看一会儿，看老王忙着给顾客称东西，或者听老街坊聊天，等没什么人了，才走进来，把袋子往柜台上一放，“收摊吧，饭都快凉了。”老王就嘿嘿笑着点头，开始慢悠悠地收拾东西，给货架上的空瓶子归位，把散落的零钱塞进那个掉了锁的铁皮盒里。张婶也不催，就坐在那张木桌旁，翻看着老王放在那儿的旧杂志，偶尔抬头说一句“那个酱油瓶歪了”，或者“明天记得进点醋，刘大妈说她家的快没了”。
他们俩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年轻时的老王还是个毛头小子，推着板车走街串巷，嗓门大得能惊动半条街。张婶那时在纺织厂上班，扎着两条麻花辫，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园的长椅上，老王紧张得手心冒汗，说了半天都是自己今天卖了多少酱油多少醋，张婶就安安静静地听着，末了说：“我看你这人挺实在的。”就这么一句话，定了一辈子的缘分。后来纺织厂效益不好，张婶下了岗，也没抱怨过一句，只是每天跟着老王一起出摊，帮着算账，给顾客递东西，日子过得紧巴巴，却总能在晚饭的桌上，变出一碟老王爱吃的腌萝卜。
“还记得老张家的小子不？”吃饭的时候，张婶突然问。老王扒拉着碗里的米饭，想了想说：“是不是那个总偷摸来买烟的？那时候才上初中，个头还没柜台高呢。”张婶点点头，“昨天在菜市场碰见他了，都当爹了，说当年多亏你总劝他别抽烟，还偷偷告诉了他爸妈，不然现在身体不定什么样呢。”老王放下筷子，摸了摸下巴，“小孩子家家的，哪能学这些，现在好了就成。”他总是这样，记不住自己帮过谁，却总能在别人提起时，露出点不好意思的笑。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没到了膝盖。老王的铺子半夜进了贼，把那个铁皮盒里的钱全偷走了。第二天早上发现的时候，张婶急得直掉眼泪，那是准备给儿子交学费的钱。老王没骂街，也没报警，只是默默地扫干净地上的碎玻璃，然后从床底下翻出个旧布包，里面是他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块银元，“拿去换了吧，够交学费了。”张婶看着那些被磨得发亮的银元，知道那是老王他爹留给他的念想，说什么也不肯要。最后还是老王硬塞给她，“物件儿再金贵，也没孩子的前程重要。”那天下午，巷子里的老街坊们听说了这事，都揣着钱跑过来，你五块我十块地往老王手里塞，说什么也要帮他把损失补回来。老王推辞不过，就挨家挨户地记在本子上，后来但凡谁家来买东西，他总是多给点，要么就少收点钱，一点点地把人情都还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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