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鸣到新加坡的第二天下午，让人给林正华那边递了话。
递话的人回电话很快，话也很短，林总这几天行程满，实在抽不出时间，等方便了会再联系。
说话的是秘书，声音客气，措辞周全，甚至替林正华表达了歉意。
越是这种话，越没有歉意。
大公司养出来的秘书都有这种本事，把拒绝说成安排，把怠慢说成流程，让你挑不出一句错话，也找不到一句有用的话。
杨鸣听完，没有多说什么。
花鸡坐在酒店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瓶盖拧开又拧上。
他没有问为什么。
林正华见不见，什么时候见，杨鸣准备怎么谈，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不重要。
他这趟跟来，本来就不是做参谋。
杨鸣要说，他听，杨鸣不说，他就跟着。
兄弟做到这个份上，有些话反而不用讲，讲多了像外人。
“出去走走。”杨鸣说。
花鸡抬头看他。
“现在？”
“他没空，我们有空。”
花鸡笑了一下，把水放下，站了起来。
他们住在滨海湾附近的酒店，玻璃门一开，冷气往外冒，门童穿着制服，动作标准，脸上笑容也标准。
新加坡就是这样，连笑都像经过培训。
出租车从酒店门口滑出去，司机是个六十来岁的华人，普通话夹着英语词，讲几句就要看一眼后视镜。
他没有多问客人来干什么，只说现在什么都贵，油贵，房租贵，吃饭也贵，以前一碗面两块多，现在四五块很平常，年轻人压力大，衙门管得严也没办法，地方太小，不管就乱。
花鸡坐在后排，听得有点好笑。
“新加坡环境干净，不是挺好的吗？”
司机笑了。
“老板，干净也要钱的嘛。”
这句话说得很实在。
干净从来不是免费的，城市也是一样。
有人扫街，有人罚款，有人把脏东西赶到看不见的地方，有人付高房租，有人付高税，有人付规矩的成本。
新加坡把这些成本摊得很细，摊到每一张罚单、每一张地铁卡、每一份组屋贷款、每一碗熟食中心的鸡饭里，所以它看起来秩序井然，也让很多人在秩序里喘得不轻。
他们先去了新加坡河边。
河不宽，水面平静，两岸是修得很齐的步道，旧仓库改成了酒吧和餐馆，外墙还留着一点殖民地时代的样子，里面已经换成了现代人的生意。
花鸡看着那些刷过漆的老房子，觉得有点假，又说不出哪里假。
旧东西还在，味道没了，像一个混江湖的人老了以后去做慈善，照片挂了一墙，刀却藏在保险柜里。
杨鸣站在河边，看了一会儿那些游客。
这座城的命，是从港口起的。
英国人来，商船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都来，货在这里上岸，人也在这里扎根。
后来战争、自治、并入马来西亚、分出来，几十年时间，一个没有腹地的小岛硬是把自己做成了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
很多人说它幸运，其实小地方没有资格只靠幸运。
太小了，摔一次就可能没了，所以只能精细，只能现实，只能把每一寸土地、每一条航线、每一个人的规矩都算进去。
杨鸣对这种地方有兴趣。
森莫港和新加坡当然不能比，一个是刚从泥地里长出来的港口，一个是世界级的城市国家。
可底层道理有相通的地方。
谁控制货进出的通道，谁就控制规则。
区别只在于，新加坡把这件事做成了国家制度，森莫港还在用枪、钱和关系一点点往前拱。
花鸡没有想这么多。
他看的是人。
河边有穿衬衫的白领，有推婴儿车的女人，有背包游客，也有几个站在阴影里的男人。
这里的人走路不慌，执法员不多，却让人感觉执法员随时在。
花鸡不喜欢这种感觉。
人在这种地方动手，难度不在动手本身，而在动完以后怎么消失。
摄像头、车牌、酒店登记、电话定位、出入境记录，每一条都像细线，看不见，却缠人。
“这地方不适合做脏活。”花鸡说。
杨鸣看他一眼，没好气的道：“我又不是让你过来杀人的。”
花鸡笑了笑。
“习惯了。”
这是花鸡的本能。
他到任何地方，先看路，看门，看人，看哪里能藏车，哪里能上楼，哪里能把人带走。
别人看风景，他看退路。
这种习惯救过他很多次，也让他一辈子很难真正放松。
晚饭他们没有去什么高级餐厅，杨鸣让司机开到一个熟食中心。
里面人很多，风扇在头顶转，摊位一个挨一个，海南鸡饭、叻沙、炒粿条、印度煎饼、马来椰浆饭，油烟和香料味混在一起，比滨海湾那边真实得多。
一盘鸡饭四五新币，一杯咖啡一块多，桌子要自己找，吃完有人把盘子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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