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川郊区的山庄二楼有一个露台，朝东，能看到远处的丘陵和零星的农田。
六月的韩国已经热了，但山上比市区凉，晚风从松树林里穿过来的时候带着松脂的味道。
杨鸣和花鸡坐在露台上，两把藤椅，中间一个小桌子，桌上放着两杯茶和一包烟。
楼下院子里花鸡的人在换班，手电的光在松树之间晃了两下就灭了。
两个人已经聊了一会儿了。
“阿志一个人在越南，”花鸡说，“语言不通，关系网是零，会不会有点太难为他了？”
杨鸣没有马上回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花鸡跟刘志学不算亲近，刘志学是贺枫带出来的人，后来归了杨鸣直管，花鸡跟他见面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但花鸡替刘志学说这几句话不是因为交情，是因为他觉得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被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里从零开始，身边什么都没有，这件事本身太重了。
花鸡自己在东南亚摸爬滚打了二十年，知道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有多难，语言、人脉、地方势力、衙门关系，每一样都是从零开始，一个不小心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他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杨鸣说，“韩国这几年不是白待的，他的脑子够用，手段也有，胆子更不缺。但光是能独当一面不够。”
他停了一下。
“我不是怕他自立门户……那个话我跟他说过了，他自己选了留下来。我怕的是他以后出去吃亏，他在仁川做的那些事，做得不差，但都是在一个他已经熟悉的环境里做的。越南不一样，越南的规矩跟韩国完全不同，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建立方式不同，权力结构不同，危险的来源也不同。他需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学一遍怎么做事。”
杨鸣把茶杯放下。
“年轻人不经几次事是出不来的。我当年从北方跑到滇南的时候二十岁，什么都不懂，在瀚海待了几年才慢慢学会怎么看人怎么做事。阿志比我那时候强，但他需要自己的滇南。越南就是他的滇南。”
花鸡没有再说什么，点了一下头。
杨鸣看人和用人的逻辑他了解，不是不管，是管到一个度就放手，让他自己长。
管太紧出来的是工具，放出去才可能长成独立的人。
话题转到了韩国。
“仁川道上那些人，”花鸡靠在藤椅背上，手搭在扶手上，“要扫的话不难，看着人多但战斗力一般，装备也就是砍刀铁管加几支散弹枪。我从曼谷带过来的二十三个人里有十几个是缅甸老兵，M4和夜视仪都有，真打起来不用一个晚上。”
杨鸣摇了一下头。
“能不动枪就不动枪。”
花鸡看着他。
“韩国跟柬埔寨不一样，”杨鸣说，“在柬埔寨开枪打一仗，索先生那边打个招呼就过去了，最多是军方来走个过场。在韩国开枪，青瓦台不会不管，检察厅不会不管，媒体更不会不管。仁川停车场方青杀了四个人，到现在执法队还在查那段监控。如果在仁川搞一场枪战，死一批人，事情闹到国际新闻的级别，就算我人在柬埔寨，也会被牵连。韩国衙门要是认真查起来，能查到我在东南亚的东西。”
花鸡皱了一下眉头：“那我们在这边的意义是什么？带了二十几个人过来，就干坐着？”
“等。”杨鸣说，“等一个契机。”
花鸡没有追问等什么。
杨鸣说等，就是有东西在推进但还没到收网的时候，这种时候追问不如等着。
“这次三星把仁川道上的盘子扫了，反而是帮了我们一个忙。”杨鸣说。
花鸡挑了一下眉毛。
“你想想，众华在韩国这几年，明面上是贸易公司、物流仓储、不动产管理，暗地里是赌场、夜场、放贷、收保护费，两层东西绑在一起。一出事就是两层一起倒，这次的教训就是不能再这样搞了。”
他看着远处丘陵的黑色轮廓线。
“韩国毕竟是发达国家，法治体系完整，媒体盯得紧，跟东南亚的玩法不一样。以后在这边，正规生意和地下生意必须彻底剥离。明面上的公司由一个人管，干干净净的，合作、进出口贸易、不动产，全部走正规渠道。地下这边由另一个人管，赌场夜场这些灰色的东西跟公司一个字的关联都不能有。两条线平行走，一方出了事另一方不受影响。”
花鸡听明白了。
杨鸣在做的事情跟他在柬埔寨建港口的逻辑一样，分层，隔离，每一层有自己的防火墙。
森莫港的合法业务跟武装力量是分开的，杨鸣的身份跟港口的法律主体是分开的，现在韩国这边也要做同样的事。
“这次的亏不白吃。”杨鸣说了一句。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露台上只有远处松林里虫子的叫声，和偶尔从山下传来的汽车引擎声。
花鸡从桌上拿了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递给杨鸣一根。
杨鸣接过来点了。
“老杨，你还记得当年在缅甸的时候吗？”花鸡忽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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