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客套了两句后，郑建国挂了电话。 办公室里重回寂静，手机屏幕的光暗了下去，映出他自己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
他摇了摇头， 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从唇边溢出。他太清楚了，王经理的满口答应，不过是缓兵之计。他知道光靠这么一通不痛不痒的电话催促，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对方该拖还是会拖，该找的借口一个都不会少。
但是，该做的姿态还得做。
日子，就像办公室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影子，在地面上悄无声息地移动，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
周一的工作报告，他把关于城东地块的潜在风险用更严谨的措辞标注了出来；周三的部门例会上，他听着各科室汇报那些按部就班的进度，脑子里却总会跳出协调会上工人们那一张张布满愁容的脸。转眼，日历又翻到了周五。
郑建国的办公桌上，文件来了又走，红头的文件带着上级的指示，普通的A4纸上是下属的请示。他那只紫砂茶杯里的茶叶，已经从清晨的碧螺春换成了下午提神用的铁观音，茶水续了一遍又一遍，早已失了原有的香气，只剩下一抹淡淡的苦涩。 万物都在流动，唯独关于宏远集团补偿款那件事，像被冻结了一样，依旧是死水一潭，没什么动静。
那通打给王经理的电话，现在回想起来，真就像一颗投入了沼泽里的石子， 除了当时“噗通”一声响之外，只荡起了一圈微不足道的涟漪，随即就被那粘稠、无边的沉寂彻底吞没。王经理那边，既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派人送来所谓的“项目台账资料”，更没有任何关于补偿款审批流程的片纸只字。那份口头上的热情，仿佛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
郑建国心里那股压抑着的无名火，开始像炉子里的炭，表面看着平静，内里却越烧越旺，渐渐烤得他五脏六腑都焦灼起来，慢慢转为了一股沉甸甸的着急。
他批阅文件时，笔尖偶尔会停在半空，目光穿透纸背，失神地望向窗外。楼下是川流不息的城市动脉，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忙。而那几十个工人呢？他们被卡在了一个停滞的节点上，动弹不得。他脑子里反复盘算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再去催？ 他甚至能想象出王经理在电话那头更夸张的热情和更圆滑的借口。催得太紧，暴露了自己的底牌，显得自己这边急功近利，反而会让对方更加有恃无恐地拿捏住他的心态。可若是不催，这件事难道就任由它像风干的橘子皮一样，被遗忘在角落里吗？
他很清楚，他这个坐在办公室里的人都如此焦急，那些等着救命钱的工人们，只会比他更急上一百倍。但作为目前唯一的斡旋中间人，他这张脸，这副姿态，就是工人们信心的来源。他面上必须得稳住，绝对不能自乱阵脚。
周五下午，临下班前的最后一小时， 办公室里只剩下文件翻页的沙沙声和挂钟秒针规律的跳动声。那“咔哒、咔哒”的声响，仿佛每一下都敲在他的心上。他终于还是没能忍住，那份沉甸可闻的寂静让他感到窒息。
他合上面前的文件，站起身，刻意避开了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座机——那代表着官方，不适合说家常话。他踱到窗边，从口袋里摸出自己的手机。
冰凉的金属外壳贴着手心，给了他一丝冷静。他滑动屏幕，在长长的通讯录里找到了那个名字。“工人老张”四个字，没有职位，没有前缀，却显得格外沉重，像是一份没有签收的责任书。
他看着楼下晚高峰的车流汇聚成一条条彩色的光带，城市即将进入休憩的时刻，而有些人的夜晚，注定无眠。他深吸一口气，将胸中的烦闷压下，拇指坚定地按下了拨通键。
电话响了两声就被迅速接起，听筒里立刻传来一阵嘈杂的背景音——孩子们的嬉闹声，女人的说话声，还有锅碗瓢盆清脆的碰撞声， 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却也反衬出这份等待的残酷。
“喂？哪位？” 老张的声音透过喧嚣传来，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疲惫，像是扛了一天重物后卸下担子的沙哑。
“老张，是我，郑建国。” 郑建国刻意放缓了语速，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而平稳，如同一位许久不见的老朋友， “这个点儿，没打扰你吃饭吧？”
“哎哟！是郑局啊！” 电话那头，老张的声音立刻像被拧紧了的发条，猛地高了八度，背景里的嘈杂声也瞬间小了下去，他似乎是捂着话筒，快步走到了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不打扰不打扰！您有事尽管说！我们……我们都等着您电话呢！” 最后一句，他压低了声音，却透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急切期盼。
郑建国能清晰地从他语气的剧烈变化中，感受到那份悬在半空、无处安放的希望。他心头一酸，知道自己此刻什么实质性的承诺也给不了。他不能直接问：“开发商联系你们没有？” 这个问题本身就像是递出去一块滚烫的烙铁，会先灼伤对方的希望，再烫到自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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