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了指身后的办公楼，语气恳切：“给我一个小时，也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坐下来，把问题掰开揉碎了谈，行不行？”
这番话合情合理，既给了他们台阶下，也表达了解决问题的诚意。老李和小张对视了一眼，眼神里还在犹豫。周围的工人们也开始小声商量起来。
郑建国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站着，他知道信任的建立需要时间。
终于，老李一跺脚，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好！郑警官，我们信你这一次！小张，还有你，王嫂，咱们三个，跟郑警官上去！”
人群像被劈开的潮水，让出一条通路。郑建国对他们点了点头，转身时，又对周围一脸关切的同事们递去一个“放心”的眼神，然后领着老李三人，穿过大厅，走向电梯。
会议室里窗明几净，长条形的会议桌被擦拭得一尘不染，能映出人影。墙上挂着“为人民服务”的红色烫金大字，显得庄重而肃穆。这种环境让常年与钢筋水泥打交道的老李三人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们拘谨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仿佛在接受审讯。
郑建国没有先坐下，而是径直走到墙角的饮水机旁，拿出几个一次性纸杯，“咕咚咕咚”地接了热水。清脆的流水声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回响，奇异地缓和了凝重的气氛。
“喝口水，暖暖身子，慢慢说。”他将冒着袅袅白汽的纸杯一一放到三人面前。杯子很烫，老李黝黑粗糙的手捧着它，指尖被烫得微微一缩，但那股暖意却仿佛顺着掌心，一点点渗透进了冰冷僵硬的身体里。
郑建国这才在他们对面坐下，没有急着开口盘问，而是先拿起小张递过来的那份公告复印件。他将那张被众人手心的汗水浸润过、又被愤怒攥紧而布满褶皱的纸，在桌面上一点点小心地铺平、压实。这个耐心而细致的动作，让小张眼中戒备的寒光也融化了几分。
“好了，现在可以说了。”郑建国拿起笔和笔记本，目光温和地看着他们，“从头说起，越详细越好。特别是开发商当初是怎么跟你们谈的，谁来谈的，都许诺了什么，你们手里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老李捧着水杯，抿了一口滚烫的热水，喉咙里那股憋了许久的火气仿佛被压下去了一些。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述。
“那还是去年开春的时候，‘宏远集团’的人就进了我们那片棚户区……”
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补充着细节。急性子的小张负责激动地陈述，描绘着开发商代表当时如何唾沫横飞地描绘美好蓝图；心思更细的中年王嫂，则补充着一些被遗漏的细节，比如当时来的人姓什么，开的什么车；而老李，则用他那沉缓而沙哑的声音，为整个事件做出总结，串联起前因后果。
郑建国耐心地听着，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他没有打断他们任何一次情绪的宣泄，也没有质疑他们任何一句看似不合逻辑的咒骂。他像一个最专注的学生，在本子上记下“宏远集团项目部经理，自称姓刘”、“承诺‘一户一车位’”、“口头保证三年内通地铁”这些关键信息。
随着讲述的深入，他渐渐弄明白了。问题果然出在开发商那边。
郑建国的脑海里，已经能清晰地构建出整个事件的脉络：
“幸福家园三期”是个老大难的旧改项目，位置好，但居民构成复杂，拆迁难度极大。为了尽快拿下项目，尽快开工，开发商“宏远集团”在前期动员时，无疑采取了“画大饼”的激进策略。
他们派出的项目经理，很可能是一些能说会道的“拆迁专家”，利用老百姓信息不对等、对政策不了解的弱点，许下了许多超出政府规定补偿范围的好处。
诸如远高于市场价的补偿单价、额外的装修补贴、优先选择楼层和户型的权利……这些口头上的“蜜糖”，对于一辈子都盼着住上新房的拆迁户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诱惑。
而当生米煮成熟饭，旧房被推平，居民们拿着协议等待兑现时，开发商便亮出了最后、也是最致命的底牌——这份盖着政府公章、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最终公告。
公告像一堵冰冷的墙，将所有口头承诺都挡在了外面。“一切以政府公告为准”，这句话成了开发商最完美的挡箭牌。他们巧妙地将自己与拆迁户的矛盾，转化成了拆迁户与政府的矛盾。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试图平复胸中翻涌的怒火。他知道，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而是要解开套在这些工人们脖子上的第一个枷锁——让他们明白，他们找错了“敌人”。
他将手中的笔轻轻放下，抬起头，“乡亲们，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基本上都清楚了。”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可信度，“这件事，问题的根子，确实是出在‘宏远集团’身上。”
然而，他话锋一转，指了指桌上那份被抚平的公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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