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息藩镇
削藩战争的挫折，特别是“奉天之难”的爆发，使唐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最初的强硬转为了后来的姑息。从而使得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增强。据说，在朱泚反叛后，德宗曾考虑逃亡成都，这也暴露了他对局势的绝望。但最终在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之下，德宗才选择留在了长安。唐德宗对藩镇态度的转变，也让原本解决藩镇问题的良好机遇被错过，此号藩镇割据的局面愈发难以收拾，最终成为积重难返的问题。
依重宦官
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唐德宗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在于他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对他的忠诚和支持，远超过那些本应效忠于他的禁军将领。这也给德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最终将统领禁军的重任交给了宦官。
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师三个月后，便决定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并任命窦文场和霍仙鸣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随着神策军地位的提升，逐渐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为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部队。
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李适进一步扩建神策军为左、右神策军，并继续由宦官担任监军。至贞元十二年（796年），李适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直接授予他们高于神策军大将军的地位，成为实际的统帅。
从此，神策军的指挥权落入宦官手中。此外，德宗还通过设立监军使印信的方式，固定了宦官担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做法，提高了监军的地位并使之制度化。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宦官已从昔日的卑微角色上升为政治中枢的重要力量，对后续唐朝皇帝的影响深远，甚至出现了两位皇帝亡于宦官之手的情况。史学家普遍认为，宦官专权是唐代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状况的形成，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密切相关。
宠信奸臣
在建中年间（780年－783年），唐德宗对奸相卢杞的崇信达到了顶峰。卢杞为人阴险狡诈，善于迎合圣意，嫉妒贤能，党同伐异，陷害了许多忠良之士，如颜真卿等，使得朝政更加混乱，加剧了建中年间的动荡局势。卢杞的专权不仅破坏了朝廷内部的和谐，也削弱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隐患。
进入贞元年间，德宗又宠信了另一位奸臣——裴延龄，任命他掌管国家财政。裴延龄为人奸诈，欺君罔上，为了迎合李适的贪欲，不顾百姓的贫困和疾苦，大肆聚敛财物。他的政策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引发了社会不满，进一步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宰相陆贽曾上奏书，极力揭露裴延龄的奸诈欺妄，指出其“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警告这样终将会招致祸乱。陆贽的谏言极为深切，直指问题的核心，但他忠直的声音未能打动唐德宗李适。相反，唐德宗不仅不听忠告，反而贬斥了陆贽等人，使得正直的大臣们受到打压，进一步恶化了政治环境。
唐德宗李适对卢杞和裴延龄等人的信任，反映了他在用人上的重大失误。这些奸臣的存在不仅破坏了朝廷的政治生态，也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尤其是裴延龄的财政政策，直接导致了民生困苦和社会动荡，动摇了唐朝的根基。李适未能采纳贤臣的建议，反而将他们排挤出权力中心，这不仅削弱了他的统治基础，也为后续的历史进程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文体革新运动与古文运动
大历至贞元年间（766年－805年），唐朝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随着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文体革新运动逐渐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这一运动旨在打破骈文的空洞华美，追求更加自然自由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古文不仅语言简洁、抒写自由，更便于表达复杂的思想，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支持。
唐德宗李适本人擅长文章与诗歌创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支持之下，古文运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和发展。德宗重视科举制度，广纳贤才，鼓励文学创作，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了文化繁荣的重要阶段。在此影响下，“唐传奇”小说创作也进入了兴盛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亮点。
“开元礼”科的设立
贞元二年（786年），为了选拔更多具备实际才能的人才，唐德宗在科举考试中增设了“开元礼”科，其考试形式包括问义与试策两部分。这项改革不仅拓宽了人才选拔的渠道，也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这种方式，唐德宗希望培养出一批既懂经典又具有实务能力的官员，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促进儒释道调和
贞元年间，唐德宗每逢寿诞之时，便会组织儒释道三教代表人物进行“三教论衡”。这些讨论会不仅是一个展示学术风采的平台，更是德宗倡导辩难切磋、求同存异理念的具体体现。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促进三教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进而达到社会思想的融合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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