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科技进步
唐玄宗在位期间，对科技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开元五年（717年），他听闻和尚一行学识渊博，尤其是擅长天文历法，便邀请他到京师，还安排他住在皇宫的光太殿，这样方便他随时过来向一行和尚咨询治国理政之道。到了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又下令让一行和尚改革旧历，以纠正其中的误差。为此，一行首先设计并制造了一种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用来精确测定黄道的变化。利用这一工具，一行和尚进行了详细的天文观测，测量出了二十八宿与北极星之间的角度。他的观测结果显示，实际的恒星位置与古籍记载存在差异，这表明恒星并非固定不动，而是会逐渐移动。
这一发现比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在1718年提出的恒星自行理论早了近一千年。在此基础上，一行和尚又设计了一种名为“覆矩图”的仪器，并运用勾股定理进行了计算。他发现，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约等于今天的129.22公里），与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一成果代表了世界上首次对于子午线长度的测量尝试，虽然精度有限，但方法科学合理，与现代测量值（111.3公里/度）很接近。
此外，一行还主导编纂了《大衍历》，这是唐代天文学的一项重要成就。基于黄道游仪的研究，一行和尚参考了历代历法的优点，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完成了初稿。在他去世以后，由张说和陈玄景继续完成，最终在开元十七年（729年）颁布实施。《大衍历》引入了更准确的“定气”概念，能够更好地推算出符合农时的二十四节气。相比之前的历法，《大衍历》更加精确，成为后世历法改革的重要参考。通过这些工作，一行和尚不仅为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玄而宗皇帝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也促进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彰显了唐朝的文化繁荣和技术进步。
玄宗时期的外交政策
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国力鼎盛，中外交往非常活跃。这一时期的外交关系覆盖了广泛的地理范围，从东亚的高丽、新罗、百济（均位于朝鲜半岛），到日本、越南（古代称为林邑）、尼泊尔（古代称为泥婆罗）、缅甸（骠国）、泰国（赤土）、柬埔寨（真腊）、印度尼西亚（如室利佛逝和诃陵）、印度次大陆（天竺）以及远至斯里兰卡（狮子国）、阿拉伯地区（大食）和伊朗（波斯）。这些国家与唐朝之间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各国的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及游客纷纷来到中国，而唐朝的使者、僧侣和商人也不断前往国外。据统计，当时与唐朝保持友好往来并互通使节的亚非国家超过70个。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国际交流，唐朝设立了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和宾客，并在各地建立商馆为外商提供住宿，同时设立互市监和市舶司来监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和敦煌等城市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枢纽，其中长安尤为突出。
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许多外国商人选择在长安的“西市”开设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收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而在长安定居的外国人家庭数量达到了4000至5000家之多。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唐朝的文化影响力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区域。总之，唐玄宗时代的外交政策不仅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技术的传播，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繁荣与开放。
统治后期满足现状沉迷享乐
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创了开元盛世后，逐渐满足于现状，沉溺于享乐之中，失去了早期励精图治的精神和节俭之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因宠妃武惠妃的谗言，他将太子李瑛及两位弟弟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并诛除。武惠妃离开后，李隆基日夜寝食不安，直至听闻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遂不顾礼节将其纳入宫中。杨玉环不仅容貌出众，还擅长音律歌舞，深得玄宗欢心，并在天宝四载（745年）八月被册封为贵妃。
宠妃子信奸臣
随着对杨贵妃宠爱日增，玄宗变得越发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朝廷内外为了迎合他的喜好，竞相进贡珍稀物品，户部郎中王鉷每年额外贡献巨额钱财供宫中宴赐，玄宗对此不加追问，反而对其愈发优待。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相继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善于阿谀奉承的李林甫。李林甫以“口蜜腹剑”着称，通过收买玄宗身边的人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以此来迎合玄宗需求，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玄宗不理朝政，李林甫得以恣意妄为，最终导致天下贡物尽入其手。
为了讨好杨贵妃，玄宗下令设立专门团队为其制作华服，并开辟千里贡道只为让她能吃到新鲜荔枝。杨贵妃家族因此权势显赫，兄长杨国忠成为宰相，三位姐姐也被封为夫人，享受荣华富贵。然而，这种奢华生活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杨国忠专权弄法，贵族官僚们竞相攀比奢华，激起民间不满，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不了日益激化的各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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