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起又暗下，我盯着那条简短得残忍的回复：“不方便，别来了。”指尖在冰冷的玻璃面上划过，留下蜿蜒的痕迹。窗外，城市的灯火正一盏盏苏醒，而我坐在逐渐昏暗的办公室里，感觉心底有什么东西正一点点碎裂。
我叫田颖，三十二岁，是这家外贸公司的普通管理人员。每天的生活像极了办公桌上那盆绿萝——规整，安静，不易枯死。我熟悉这里每个人的习惯，知道陈主任喝茶只喝龙井，小李打印文件一定要单面，财务李姐每周五会带自己烤的饼干分给大家。这种规律让我安心，仿佛生活本该如此平静无波。
直到今天下午母亲那通电话打破了一切。
“小颖，房子卖了。”母亲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带着我许久未闻的局促，“我和你爸...能不能先去你那儿住段时间？”
我握着话筒，指尖发凉。老家那栋白墙黑瓦的老房子，院子里有棵百年桂花树，夏天父亲会在树下摆竹椅乘凉，母亲则在一旁剥豆子。那不仅仅是一处房产，更是我全部童年和青春的容器。
“怎么突然就卖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
“你弟他...城里那套房子首付还差些...”母亲的话没说完整，但我已经明白了。为了给弟弟买婚房，他们卖掉了自己的窝。
挂掉电话后，我在洗手间呆了整整十分钟，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眶发红的自己。水龙头没拧紧，水滴答滴答地落下，像极了老屋屋檐下的雨帘。
我给丈夫周涛发了短信，简单说明了情况。他的回复快得让我心惊——不方便，别来了。
同事们陆续下班离去，办公室安静得只剩下空调的低鸣。我收拾东西起身，脚步虚浮地走向电梯。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不断在心里排练着要说的话。也许周涛只是还没准备好，也许他需要时间消化这个消息。我们结婚五年，一直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谁也不轻易打破。
推开家门，晚饭的香气扑面而来。周涛正坐在餐桌前看手机，桌上摆着两菜一汤——他难得下厨。
“回来了？”他抬头，笑容如常，仿佛那条短信从未存在过。
我放下包，直接切入主题：“我爸妈的事，你怎么想的？”
周涛放下手机，拿起汤勺慢慢搅动着碗里的冬瓜汤：“小颖，不是我不近人情。但你爸妈把房子卖了，钱全给了你弟，现在没地方住了，首先该找的不是他吗？”
“我弟那套房子才两居室，还有女朋友同住，怎么挤得下？”我试图保持语气平和。
“那我们这就宽敞了？”周涛笑了，那笑容里有些我从未见过的东西，“这房子是我爸妈掏空积蓄买的，三居室不假，可当初我想接他们来住段时间，你怎么说的？你说两代人生活习惯不同，住一起容易有矛盾。”
我怔住了，没想到他会提起这桩旧怨。三年前，周涛的父母想来城里小住，我当时刚升职，压力巨大，确实以“需要空间”为由婉拒了。后来我们在附近给他们租了公寓，但他们再也没提过要来长住。
“那不一样...”我试图辩解。
“怎么不一样？”周涛放下勺子，陶瓷碰触玻璃桌面发出清脆的响声，“你爸妈是爸妈，我爸妈就不是了？田颖，你这双标玩得挺溜。”
那句话像一记耳光甩在我脸上。我愣愣地看着这个同床共枕五年的男人，突然觉得陌生。
“周涛，我们是一家人，我爸妈也是你爸妈。他们现在有困难，我们不该帮一把吗？”
“帮？可以啊。”周涛站起身，身高带来的阴影笼罩着我，“但帮要有底线。你爸妈把全部财产给了儿子，却要女儿女婿养老，这合理吗？”
“那你要我怎么办？让他们流落街头吗？”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
周涛沉默片刻，然后一字一顿地说：“要么他们别来，要么你跟他们走。”
空气凝固了。我看着他转身走进书房的背影，听见门锁落下的声音，感觉自己像突然被扔进了冰窖。这就是我选择的婚姻？这就是我以为的避风港？
那一夜，我躺在客房的床上，盯着天花板上游移的车灯光影，毫无睡意。想起老家那栋白墙黑瓦的房子，想起院子里那棵桂花树，想起父母日渐花白的头发和粗糙的手掌。
记忆像决堤的洪水，把我冲回那个叫桂花屯的小村庄。
我们田家是桂花屯的大姓，祖上出过举人，老屋就是那时建的，青砖黑瓦，气派不凡。我是长女，下面还有个弟弟田磊，小我五岁。在我们那里，儿子是传后人，女儿是泼出去的水。这种观念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渗透在每个角落。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炖了鸡汤，鸡腿总是给田磊的，我吃鸡翅。父亲说：“弟弟长身体，需要营养。”可我也在长身体啊。过年做新衣，弟弟总是全套新装，我常常是母亲用旧衣改的。最让我难过的是上学的事。我成绩一直很好，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可父亲摇头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早点工作帮衬家里是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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