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公桌上，躺着一串钥匙。
铜的，老的，泛着经年摩挲后温吞的光。一共七把，大小不一，串在一个锈迹斑斑的环形铁扣上。它们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一句无声的诅咒，又像一截从旧时光里斩断的、带着血肉的脐带。
电脑屏幕幽幽地亮着，Excel表格里密密麻麻的数字像一群蠕动的黑色甲虫。我是田颖，一家不大不小企业的普通管理人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甲虫、以及制造甲虫的同事们打交道。王姐又在抱怨流程繁琐，新来的实习生李默把咖啡泼在了报销单上……这些声音隔着磨砂玻璃，模糊地传进来，却无法覆盖钥匙带来的、死寂的轰鸣。
这串钥匙，是三天前，我同村的远房表叔李建国，硬塞进我手里的。
那时他站在我公司楼下的寒风里，头发凌乱，眼白浑浊得像两颗在劣质酒里泡了太久的枣。他把这串冰冷、坚硬的东西拍在我掌心，力气大得几乎要嵌进我的骨头。“小颖，你、你帮叔……把这个交给你婶子……不，你梅姨。”他舌头打着结，酒气混杂着一种绝望的酸腐味，扑面而来。“她……她认得这串钥匙。你跟她说，我后悔了，真的……后悔了。那个家，门……永远给她留着。”
我看着他踉跄着被两个朋友架走，背影佝偻，像一条被抽了脊梁的狗。那串钥匙在我手里，沉得超乎想象，仿佛串着的不是七把锁，而是七座沉默的山，七口深不见底的井，以及……七个女孩，轻重不一的呼吸。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起来。我知道，这串钥匙一旦送出，某些被刻意掩埋的、危险的真相，或许就会破土而出。它们关联着我的同事周磊，关联着梅姨，更关联着那个我试图逃离，却始终如影随形的，名为“李家庄”的村庄。
我的童年，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李家庄的尘土气里泡着的。
那里的天，总是蒙着一层黄蒙蒙的尘；那里的空气，永远混杂着牲口粪便和柴火灶的味道。而关于表叔李建国和表婶王秀梅（我们都叫她梅姨）的故事，则是村里人茶余饭后，一道嚼了又嚼，却始终滋味复杂的“硬菜”。
他们曾是村里公认的“模范夫妻”。相识于微时，一起南下打过工，回来用积蓄承包了鱼塘，日子眼见着红火起来。梅姨长得秀气，干活却是一把好手，里里外外，操持得井井有条。他们最大的“业绩”，也是最初被艳羡的资本，是接连生下的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在那个普遍认为“多子多福”的乡村语境里，他们用一个“好”字，赢得了无数赞叹和嫉妒。李建国那时走路都带风，嗓门洪亮，在村头小卖部门口吹瓶啤酒时，总爱拍着胸脯说：“咱老李家，香火旺得很！”
可这“好”字，似乎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好运气”。
鱼塘闹过一次病，死了一大半鱼，赔了不少钱。李建国的脾气，从那以后就有些变了。他开始更频繁地喝酒，酒后会瞪着梅姨微微隆起，很快又平坦下去的小腹，眼神复杂。
他们想要第五个孩子，想要再凑一个“好”字里的那个“子”。
然而，命运仿佛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梅姨的第五胎，是个女儿。紧接着，像是打开了某个神秘的闸门，第六个，第七个……全是女儿。
“先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本想再要个儿子，没想到来了三个闺女，不敢再生了。”这话，李建国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语气说过无数遍。有时是自嘲，有时是无奈，有时，是掩饰不住的烦躁和……怨怼。
七张嘴，七份嫁妆，像七座无形的大山，压在这个原本还算小康的家庭上。李建国开始长时间不回家，说是跑运输，在外面搞生意。梅姨则像个被上了发条的陀螺，围着七个孩子、几亩薄田和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疯狂旋转。她迅速地苍老下去，眼神里的光，一点点被疲惫和某种麻木取代。
村里人的议论也变了味。
“啧啧，七个丫头片子，建国这是要被拖垮喽……”
“秀梅也是，肚子不争气，连个儿子都保不住……”
“听说建国在外面……唉，男人嘛……”
流言蜚语像李家庄夏天沼泽地的蚊子，嗡嗡作响，驱之不散。
今年六月，一个模糊的消息传回村里：李建国想和一个朋友合伙在县里开家饭店，规模不小，投入很大。他回来过一趟，和梅姨关在屋里谈了很久。我那时正好回村看父母，隔着院墙，隐约听到李建国拔高的嗓音：“……辞职过来帮忙！光靠我那点收入够干啥？七个赔钱货……”
梅姨的声音很低，带着哭腔，听不真切。只记得最后，李建国摔门而出，带着一股决绝的酒气。
再后来，就是他们离婚的消息。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却短暂得可怜。似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迟早的事。据说，是李建国在一次酩酊大酒后提出的。而梅姨，那个沉默了大半辈子的女人，只回了一句：“离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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