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活动也受到了沉重打击。战争期间，各地城市如长安、洛阳等重要商业中心均遭受严重破坏。长安在叛军多次攻战中，街道荒芜，店铺毁坏，城中百姓大量死亡或逃亡，原本繁华的商业景象一去不复返。洛阳也不再是过去那个商业繁荣、店铺林立的大都市，商业氛围被战争的阴霾所笼罩。
洛阳失陷后，唐朝的交通要道被叛军控制，正常的商业运输和贸易往来受阻严重。原本连接中原与各地的商路被打断，商人无法安全地进行货物的运输和交易。许多依靠商业贸易为生的行业，如客栈、运输业等，纷纷倒闭。国内贸易受到极大限制，贸易量急剧下降，市场规模大幅萎缩。
对外贸易方面，由于唐朝失去了对边境地区的有效控制，一些重要的贸易口岸和通道落入叛军或少数民族势力手中，对外贸易量大幅减少。原本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中亚以及更远地区的贸易往来中断，唐朝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同时，大量海外商贾因战乱无法前来唐朝进行贸易，导致海外贸易也陷入停滞。
同时，为了解决平叛所需的巨额军费开支，唐朝政府采取了增加赋税的措施。各地官员纷纷提高赋税标准，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提前征收多年赋税的情况，百姓的生活负担愈发沉重。这使得原本因战乱而陷入困境的百姓生活雪上加霜，许多贫困农民无法缴纳赋税，被迫卖儿卖女，沦为奴隶，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
然而，随着叛乱的平定，唐朝也曾试图对经济进行恢复和重建。唐肃宗和唐代宗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政府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对垦种荒地的农民给予一定的奖励和扶持；兴修水利工程，修复因战乱受损的灌溉设施和堤坝，以保障农田的灌溉用水；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鼓励农民安心耕种。在官府的努力下，一些地区农业开始逐渐恢复生机，粮食产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商业方面，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渐稳定，商业活动也开始缓慢复苏。一些商业城市如江南的扬州、成都等地，凭借着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相对丰富的资源优势，再次成为商业繁荣的中心。扬州在唐朝后期的商业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江南地区的商业和经济中心之一。江浙地区的丝绸生产和贸易逐渐恢复并发展，成为唐朝后期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
不过，唐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由于长期的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人口的大量减少使得劳动力不足，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土地兼并问题依然严峻，大量土地掌握在少数大地主和官僚手中，普通农民可耕种的土地有限，限制了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且，财政支出不堪重负，除了要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开支外，还要不断支付对藩镇的军费，导致财政危机难以根本解决，经济恢复和发展进程缓慢而艰难，直到唐朝灭亡都未能完全恢复到安史之乱前的繁荣水平。
（三）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安史之乱打破了唐朝原有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战乱导致大量农田荒芜，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流离失所。据估算，战乱期间，全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农田无人耕种，农民流亡人数达到数百万之多。这些流离失所的农民成为了社会动荡的不稳定因素，他们有的沦为佃农，遭受地主的高额剥削，生活更加困苦；有的则被迫沦为盗匪，抢劫、盗窃等犯罪活动增多，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治安和稳定。
许多破产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入叛军或盗匪队伍，使得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同时，一些世家大族和地主阶层在战乱中也遭受了重创。他们的田庄荒废，房屋被毁坏，财产遭到掠夺，家族势力逐渐衰落。例如，一些在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其家族的财产和人口大量损失，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大大降低。
然而，社会阶层也因战乱而发生了流动。一些出身低微的人在战争中凭借自身能力崭露头角。有些武将在平叛战争中表现英勇，立下赫赫战功，如仆固怀恩，他出身铁勒族，性格豪爽，熟悉军事，作战勇猛，在平叛过程中多次立下战功，成为唐朝后期的重要将领，其家族也因此提升了社会地位。还有一些文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在战乱中为地方治理或军事辅助出谋划策，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社会中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机会。
这些底层人物的上升，使得社会阶层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化。过去较为稳定的等级秩序被打破，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也更加突出。世家大族和地主阶层虽然在整体上势力有所衰落，但他们仍然凭借着传统的家族威望、部分残存的经济实力以及与官府的关系，在地方上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而新兴的武人集团则凭借军功逐渐崛起，对政治和社会事务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往往手握重兵，在军事和政治上有较大的话语权，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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