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是在一个暴雨夜收到那只旧木箱的。
快递员浑身湿透，抱着箱子站在他家单元楼下，箱子用褪色的蓝布包裹，边角磨得发白，上面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只有三个字：“给阿砚”。字迹他认得，是爷爷陈守业的——那个一辈子泡在考古工地上，最后在十三陵庆陵勘探时突发脑溢血去世的老人。
陈砚抱着箱子上楼，雨水顺着箱缝渗进来，带着一股潮湿的泥土味，像是刚从地下挖出来的。打开箱子的瞬间，一股更浓的土腥气扑面而来，里面铺着暗红色的绒布，放着两样东西：一枚巴掌大的青铜符，符面刻着扭曲的纹路，像某种未见过的古文字；还有一本线装笔记，封面写着“庆陵秘录”，纸页已经脆得一碰就掉渣。
他翻到笔记最后几页，爷爷的字迹越来越潦草：“庆陵地宫内藏‘永乐青花梅瓶’，非寻常陪葬，瓶底有暗格，藏‘建文密诏’……当心‘刀疤’，他要的不是瓶，是密诏……”
“刀疤”这个名字，陈砚从小就听爷爷提过。据说那人是个盗墓贼，上世纪九十年代曾跟着爷爷的考古队干活，后来因偷窃文物被抓，出狱后就没了踪影。爷爷去世前三个月，还曾跟他说过“刀疤最近在打听庆陵的消息”，当时他没当回事，现在想来，爷爷的死或许没那么简单。
青铜符的纹路在台灯下泛着冷光，陈砚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备注“老鬼”的号码。
老鬼原名叫赵魁，早年在工程兵部队待过，挖隧道、排地雷样样精通，退伍后跟着陈砚爷爷做过几次考古勘探，算是半个圈内人。电话接通时，那边正传来嘈杂的金属碰撞声。
“阿砚？这么晚打电话，出啥事了？”老鬼的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粗哑却透着可靠。
“爷爷给我留了个箱子，”陈砚捏着青铜符，指尖发凉，“关于庆陵的，还有刀疤的消息。”
电话那头的嘈杂声瞬间消失，老鬼的语气严肃起来：“你在家等着，我半小时到。”
不到三十分钟，门铃就响了。老鬼穿着一件黑色夹克，身材高大，脸上一道刀疤从眉骨划到下颌——那是当年在部队排雷时留下的。他进门第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青铜符，瞳孔猛地一缩：“这是‘地脉符’！当年在庆陵神道下挖出来半块，没想到另一半在你爷爷手里！”
陈砚把笔记递过去，老鬼翻得飞快，看到“建文密诏”四个字时，手都抖了：“建文帝的下落？这要是真的，可是改写明史的东西！刀疤要这个，肯定是想卖个天价！”
“庆陵是明光宗朱常洛的墓，怎么会有永乐年间的梅瓶和建文密诏？”陈砚不解。
老鬼指着笔记里的一句话：“你看这个，‘庆陵乃改建旧陵，旧主为建文近臣’。当年明光宗在位才一个月，来不及修新墓，就用了一座废弃的明代亲王墓改建，那亲王说不定是藏了建文帝的东西，后来被一起埋进了庆陵。”
两人商量到后半夜，决定先找两个人：一个是苏湄，北大考古系的高材生，精通古代机关和文物鉴定，去年还跟着陈砚爷爷参与过定陵的修补工作；另一个是周教授，陈砚爷爷的老同事，明史专家，对十三陵的历史了如指掌。
第二天一早，陈砚和老鬼先去了北大。苏湄正在实验室里修复一件明代青花碗，她穿着白大褂，头发扎成马尾，手指纤细，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碗底的纹路。听到陈砚的来意，她放下手里的工具，接过笔记翻了几页，眼神亮了：“‘永乐青花梅瓶用苏麻离青料，釉色泛青，底足无釉’——你爷爷的记载太专业了，这绝对是真品！而且庆陵的改建痕迹，我去年做调研时就发现了，神道的石象生有明显的拼接痕迹，像是后来补的。”
下午，三人又去了社科院。周教授的办公室堆满了古籍，老人戴着老花镜，看完笔记后，久久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建文帝的下落是明史第一谜案，当年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很大程度就是为了找他。你爷爷这辈子都在找证据，没想到真让他找到了线索。庆陵的那个废弃亲王墓，史料记载是‘吴王朱允熥’的——朱允熥是建文帝的儿子，他的墓里藏着父亲的密诏，合情合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陈砚问。
周教授看着他，眼神郑重：“刀疤肯定已经在找庆陵的入口了，我们得比他先到。但庆陵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能私自开挖，我会联系文物局，申请紧急勘探许可，你们先去庆陵附近蹲守，留意刀疤的动静。”
三天后，文物局的许可批了下来，以“排查庆陵地宫渗水隐患”的名义，允许他们进入神道区域勘探。四人带着装备，驱车前往十三陵。
庆陵位于天寿山陵域黄山寺二岭南麓，比定陵、长陵荒凉得多。神道上的石象生歪歪扭扭，有的断了头，有的缺了腿，杂草从石缝里钻出来，没过了脚踝。周教授指着神道尽头的碑亭：“看到那座碑了吗？当年我们勘探时，发现碑亭下面有个暗门，通向墓道，但被封死了，刀疤要进地宫，肯定会从那里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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