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引物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或许没有用“七七四十九个童男童女做药引子”那么难，但也超过了来自沙漠的无根水的难度了。
在计算机技术蓬勃发展之后的年代，生物学家们为了制作引物，专门开发了专门的软件，例如功能强大且方便使用的pre，常见的，或者vectorntisuit、dnasisomiga，dnastar等等，光看软件的数量就能想到，这是件何等复杂的工作，至于版本号，更能说明这些软件，尚未解决全部问题。
事实上，即使pcr已经发明了30年，设计引物依旧不是循例的常规科学，当然，学者们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但是，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依旧困扰着学者们。
杨锐在遗传工程实验室组建前期，并不要求工作时间，现在重新祭出110个小时的法宝，也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归纳起来，就是概率，而解决概率问题的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增加样本。
整个遗传工程实验室的研究员们，都为了完成引物设计的工作而鞠躬尽瘁了。
在一流的中文期刊上发表论文，是杨锐对他们的回报，相应的，卖力工作也是免不了的。
在这一点上，杨锐是非常坦荡的。
中国实验室相对国外发达国家实验室的差距是巨大的，从经费到仪器，从管理到技术，从环境到积累——仍然能够做出世界级成果的原因，唯一能够填补这些巨大差距的东西，就是实验狗和科研员们的血泪了。
现代化的实验室都是有门禁系统的，无论是打卡的，刷指纹的，还是牛的不行的虹膜的，都能记录实验狗和科研员们的工作时间，若是将中国的实验室和外国的实验室的出勤时间做个对比，就能很清晰的看出差距。
国外实验室大部分是八小时工作制的，越是发达国家的实验室，工作时间越是固定，而若是考察国内的实验室的话——清华的生物实验室，博士生们每个月的出勤时间大约是450个小时。
每个月出勤450个小时，可比每周出勤110个小时要辛苦的多，这意味着清华的博士生们每月休息的时间不会超过3天，而每天睡觉的时间不可能达到8小时，并且，除了吃饭睡觉，实验狗们必须将所有时间供奉给实验室。
如果说科学需要祭品的话，它的祭品就是实验狗和科研员们的时间、血泪和困苦了。
杨锐完成了硕士学业之后，之所以没有继续深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能够承受时间的消磨，血泪的付出，却很难忍受求学中的困苦。
平均年龄25岁以上的博士生，已经是标准的成年人了，然而，每月450个小时的劳动时间，却只能获得1200元左右的收入，说是困苦，一点都不为过。
曾经的杨锐，勉力挣扎，依旧无法从现实生活的泥潭中脱离出来——当你辛苦了一天，疲惫不堪，饥渴交加的回到宿舍，拿起一盒午餐肉，却舍不得打开的时候，学业的成功与学术奉献的光环，已然黯淡无光了。
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杨锐回到80年代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自己的经济困境。
而当经济困境解决了之后，杨锐就再没有顾忌了——
即使他面对的是令人畏难的引物设计，也不例外。
老实说，这项工作，杨锐能够从脑海中的资料库中得到的帮助是很有限的，他至多能够得到一些理论上的指导。
当然，有理论支持也是难能可贵的。理论指导不仅给杨锐指出了方向，缩小了尝试的范围，而且给予了他极大的信心。
即使如此，实际操作依旧困难。
至少比30年后的学者做未知引物还要难上许多倍。
后世的学者起码有引物设计的软件可用，仅此一项，就不知道要节省多少时间。后世的学者还有更多的模板可供参考……
而在1985年，杨锐甚至连仪器的效率都无从追求。
但是，杨锐一点畏难之心都没有。
他吃饱穿暖，有牛肉吃，有定制风衣穿，想坐车坐车，想骑自行车骑自行车，他还存了两屋子的邮票，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和价值不菲的专利技术。
即使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引物设计中，即使要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杨锐也不觉得畏难。
更何况，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工作。
遗传工程实验室终究是杨锐掌权，而遗传工程实验室里的8名研究员，也是难能可贵的帮手。
后世做引物设计的学者不好，许多生物专家都有做引物设计的经验，的确，他们有更多的技术手段和资料做后盾，但做此等研究的学者，能有一名助手就算是不错了，想要8名专业的科研人员每周付出110个小时来帮忙，那是想都不用想。
终究，科学之神还是听到了杨锐的祈祷，在吸食了8名研究员的血泪和时间以后，给予了遗传工程实验室以回馈，稍稍的弥补了技术和设备上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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