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雍城奴隶主贵族保守势力太大，他们极力反对改革，经常发动宫廷政变。秦献公初立，如果直接和奴隶主阶级爆发冲突，无异于自寻死路。而迁都栎阳，秦国就形成了栎阳和雍城、东和西对抗的格局。栎阳是秦献公建筑的都城，是封建地主集团即新兴势力的中心；雍城是秦国的旧都，是奴隶主集团即保守势力的中心。国内两大对立集团分居东、西，矛盾得到缓和，为改革创造了稳定的国内环境。
其次，雍城地处关中西部，远离对魏国的战略前沿地带，栎阳则距东方诸国尤其魏国很近。都城靠近秦国和魏国的前线，有利于国君控制全局，亲临指挥，把握战机，消弭来自东方魏国的战争忧患，增强自身的防卫实力。
最后，栎阳是交通要道，商业发达，经济富庶，人力与物力资源充沛。石川河流经都城北部和东部，助益于航运及其物资、人力的集结和运输，便于及时调动全国的力量支援前线。
编制户籍
战国初期，秦国人口分为居住在城里的“国人”（即平民和奴隶主）与城外的“野人”（即奴隶）。“国”与“野”既是一种地域区别，也是政治地位的区分。在奴隶制渐趋瓦解，封建制逐渐萌芽与成长的趋势下，秦献公根据阶层变化的新情况，于秦献公十年（前375年）重新编制户籍，按照军队编制，以“伍”为基本单位，将民户加以区分，各自编户，并载入户籍册，称为“户籍相伍”。这种户籍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平时，同伍之人相互监督，便于治安、征收赋役；战时，“伍”又是军事单位，便于征兵作战。这一编制，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不仅具有整顿社会秩序、强化基层组织的功能，而且基层组织与军队编制结合起来，便于统一征兵，加强了国君对军队的领导权。此前，秦军基本上都是奴隶主贵族头目（即庶长）的私属部队。他们经常利用军队发动政变。通过编制户籍，秦献公“剥夺了奴隶主贵族培植私人武装的特权，消除了秦国动乱的一个祸根。”
其次，凡是秦国统治的百姓一律编入“伍”，原有的“国”与“野”界限被取消了，等于在法律上承认了“野人”与“国人”处于同样的地位，提升了“野人”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最后，编制户籍有利于秦献公控制百姓，在此基础上建立封建的生产方式。从“里耶秦简”等文献来看，当时户籍登记包括里、爵、名、年龄、身高、肤色及大男、大女、小男、小女、未使女、未使男等家庭情况内容，这些为秦国建立在对人身控制基础上的赋役征派奠定了基础。
总而言之，秦献公通过编制户籍，牢牢地控制了每户里民，能广泛调动和利用全国人力资源，为之后商鞅实行耕战强国战略奠定了基础。
推广县制
春秋时期，秦国就在边远地区设置带有军事性质的县。战国初期，随着领地的变化，秦国不断增置县，如秦厉共公二十一年（前456年）设频阳（今陕西富平东北）县，秦惠公十一年（前389年）又在陕（今河南三门峡西）设县。到秦献公时，又集中地设了数县：秦献公六年（前379年），把蒲、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善明氏改建为县；秦献公十一年（前374年），在栎阳设县。原本，县是设于新夺得来的土地，或是边远地区，秦献公在首都也设置县这一级军政合一的组织。这一方面表明当时的首都栎阳处于军事争夺的要冲，地方行政组织也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同时也为秦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县制（统一以后为郡县制）进一步作了准备。
军事上，秦献公在位期间多次对外用兵，有胜有负。
继位之初，兵临渭首，秦军灭掉狄、?戎。
秦献公十一年（前374年）跟韩国于酸水交战，秦军兵败。
秦献公十四年（前371年）跟赵国于高安交战，秦军兵败。
秦献公十九年（前366年），魏国、韩国联军于洛阴交战，秦军大胜。
秦献公二十一年（前364年）跟魏国石门之战，秦军取胜并斩杀了魏军首级六万。
秦献公二十三年（前362年）跟魏国少梁之战，秦军取胜并俘虏了魏国太子、将领公孙痤，攻取了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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