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欺负他的人，未必有多恨他，甚至未必认识他。他们只是计算了一下成本和收益，发现骗他、坑他、拖他，几乎没有任何风险。他不会请律师，不会走法律程序，不会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不会把事情闹大。他最多就是骂两句、哭一场、蹲在路边抽几根闷烟，然后第二天天一亮，继续去干下一份活。
因为他不干活，家里就没有米下锅。
林海后来在一家小餐馆找了份洗碗的活，每天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十点，一个月三千五，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姓谭，说话慢吞吞的，看着挺和善。谭老板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小林啊，好好干，我跟你是半个老乡，肯定不会亏待你。”林海听了这话，心里暖了一下，干起活来格外卖力，不光洗碗，还帮着择菜、擦桌子、拖地，经常干到十一点才走。
干了四十多天，林海家里出事了，老母亲滑了一跤摔断了腿，他得回去照顾。他去跟谭老板结工资，谭老板一脸为难地说：“小林，你看你来的时候也没签合同，咱们说好的三千五一个月是按整月算的，你这才四十来天，中间还休息了四天，按考勤算下来也就三千出头。不过你是老乡，我给你凑个整数，三千二，你看行不行？”
林海算了算，三千五一个月，四十多天应该将近五千块。他没休息四天，他只休息了三天，而且那三天是他跟谭老板说好了的调休。可他又一次发现自己什么证据都没有——没有工资条，没有考勤记录，没有劳动合同，就连口头上的“三千五一个月”都没有第三个人听见。谭老板笑眯眯地看着他，像是在等他说点什么，又像是什么都不怕他说。
林海拿了那三千二，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火车上他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格子衬衫，看着像大学生。那人一路上都在打电话，语气很冲：“什么？退不了？你们合同里写着的，第十三条第二款，你们这样是违约，我要去工商投诉的，我会保留法律追诉的权利。”挂了电话，那个年轻人气呼呼地跟林海抱怨，说他租的房子空调坏了，房东拖着不修，他想退租，房东要扣他押金。
林海听着他说那些话，忽然觉得恍惚。什么合同、条款、投诉、追诉，这些词他都知道，可他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是他够不着也摸不到的东西。那个年轻人看起来也不过二十岁出头，可他说那些话的时候，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底气——一种“我不好惹”的底气。
“你一个人在外面，没个合同肯定不行啊，”那个年轻人转头跟他说，“你上班不签劳动合同吗？没合同你怎么保障自己的权益？”
林海笑了笑，没说话。他想说，不是每个人都能签合同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跟老板谈条件的。他的工作是一天一天找来的，是一顿一顿饭挣来的，他今天不干，明天就有人顶他的位置。他没有学历，没有技能，没有关系，甚至连“维权”这两个字写全了他都得想半天。他只是一个在底层讨生活的普通人，一个被人精打细算过的、成本最低的欺负对象。
他回到家，给母亲买了两盒接骨药，剩下的钱交了女儿的学费，连一张五十块的整钱都没剩下。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火车上那个年轻人的样子，又想起老刘、谭老板、中介经理他们的脸。他开始慢慢明白一件事：那些人不是因为这些事特殊才骗他，而是因为他是“那种人”——那种什么都可以糊弄一下、反正也不会怎么样的人。
村子里有个发小叫周明，比他大两岁，在镇上一个厂子里打工。周明这人有个习惯，买东西也好，找工作也好，总是拿手机录着音，别人找他借点钱都要写个借条按个手印。村里人都笑他太较真，说他“钻钱眼里了”。林海以前也觉得周明事多，可经过这些事之后，他开始觉得周明那样做也许是对的。
有一次他在镇上碰见周明，两人在小饭馆里喝了两杯，林海忍不住把这些年的窝囊事倒了出来。周明听了半天没说话，最后把杯子一搁，说了一句话：“你知道你为啥老吃亏不？不是因为你不聪明，是因为你太急了。你一急，就不敢拖，不敢查，不敢问，不敢拒绝。那些坑人的，吃的就是你这一口‘不敢’。”
林海愣住了。
周明又说：“我跟你一样，我也是穷人家出来的。可我吃了几次亏之后就想明白了，穷不是我的错，可我要是穷得连脾气都没了，连话都不敢说了，连个证据都不会留了，那就是我的事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最缺的不是钱，是一套让人不敢随便动你的东西。别人跟你说一句话，你先录音；别人让你签字，你先把合同看清楚；别人让你投什么钱，你先拖上三天，什么都别做，光想。”
林海觉得这些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他头上，又冷又清醒。
他开始试着改变自己的习惯。后来他去了省城另一家工厂上班，面试的时候，人事说试用期一个月，转正后月薪四千五加全勤奖。林海当场就说：“这些条件能不能在合同里写清楚？我能不能把您刚才说的话录一下？”人事愣了一下，看了他一眼，笑着说：“行啊，都写在合同里，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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