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海离开后，江一鸣独自在办公室里坐了许久。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吕邦政的号码。
“邦政，你还在厅里吗？”
“在，厅长。刚看完明天调度会的材料，正准备走。”
吕邦政回应道。
“来我办公室一趟。”
“好，我马上过来。”
吕邦政来得很迅速，他看到江一鸣的神色，便知道又出了大事。
“厅长，建海那边有什么新情况？”
“孙铁交代了一起旧案，五年前江城柳河苑的强姧杀人案，当年是王立林牵头办的。”
江一鸣的声音很平静，但吕邦政能听出那平静底下压着的分量。
“孙铁说那案子是他干的，但当年被判死刑的是另一个人，叫张柯。”
吕邦政的瞳孔猛地收缩，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他没有立刻回应，而是先缓缓在江一鸣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后背陷进椅背里，过了好几秒才开口：“张柯……这个名字我有印象。当年那案子在厅里闹得很大，说是铁案，证据链完整，嫌疑人供认不讳，从立案到判刑不到四个月。但后来我听说……张柯在法庭上翻过供，说自己是被逼的，但没人信。二审维持原判，年底就执行了。”
他说完这句话，办公室里安静得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江一鸣的目光落在桌面上那盏台灯的底座上，停了一会儿才说道：“如果孙铁说的是真的，那这案子就是冤案。人被枪毙了，翻不过来。但如果这件事被坐实，王立林的问题就不只是工作失误那么简单了。他当年是刑侦总队长，签了字的，这条线上的责任，他躲不掉。”
“这件事的背景，我比较清楚。”
吕邦政缓缓讲述道：“当年，有一位级别很高的大领导来江城视察工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柳河苑小区突然发生了那起性质恶劣的凶杀案，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大领导的耳朵里。领导非常震怒，认为这暴露了地方治安管理的重大隐患，当即对东江省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明确指示，必须限期破案，给受害人家属和全社会一个明确的交代，同时要立刻着手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绝不能再发生类似事件。”
“省委省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高度重视，立刻对省公安厅下达了死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在一个月内侦破此案，给上面、也给群众一个说法。王立林作为刑侦总队的总队长，就顶上了这泰山压顶般的压力，整个刑侦系统就像一部被拧紧了发条的机器，昼夜不停地高速运转，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到了极限。张柯的案子，就是在那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极端氛围下，被以超常规的速度办结的。”
“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证据链似乎环环相扣，形成了闭环，但如今冷静下来复盘，很多细节其实非常粗糙，逻辑上存在不少跳跃和疑点，根本经不起深入的推敲和时间的检验。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更像是一场为了完成任务、向上级交差而仓促编排、匆忙落幕的‘表演’，破案的‘时效性’和‘社会效果’被摆在了事实真相与司法公正的前面。”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凝重：“如果孙铁今天说的都是实话，那张柯无疑就是替罪羊，一个在特殊时期被推出来平息事端的牺牲品。说实话，我们当年在内部也不是没有过疑虑和讨论，一些老刑警私下里也觉得案子办得太快、太‘顺’了。但是，一旦案件被正式宣告侦破、结案，并且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表彰，这就成了一块谁也不敢轻易去触碰的‘铁案’。翻案的阻力太大了，涉及的面太广，牵动的利益太多，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去冒这个风险。王立林本人，也正是因为成功‘侦破’了这起引起高层关注的恶性案件，立下了大功，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表彰，他由此顺利进入了副厅级领导干部的后备名单，仕途迈上了关键的新台阶。”
江一鸣听完，脸上露出“果然如此”的神情。他早就料到这背后的故事绝不会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平心而论，他并不认为王立林会出于纯粹的恶意去故意制造一起冤假错案。
但当时那种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巨大压力，那种“限期破案”的死命令所营造出的特殊环境，确实扭曲了正常的办案逻辑和节奏。
压力传导到每一个环节，谁都害怕承担“办案不力”的责任，谁都急于拿出一个“成果”。
王立林当时正处在个人仕途上升最关键、最需要政绩来证明自己的时期，这个突如其来的、备受关注的案子，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成了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于是，张柯案，就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成了他向上级、向各方交出的那一份“答卷”。
这份答卷在当时看来是“优秀”的，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现在孙铁突然跳出来认罪，就等于亲手把这张精心书写、曾经备受赞誉的‘答卷’，从中间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让它变得支离破碎，露出了里面可能完全不同的事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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