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两个精力旺盛的小家伙被哄上了床，李笙犹在梦里嘟囔着要找姥爷玩，被李乐轻轻拍了两下，才彻底安静。
书房里便只剩了空调低沉的嗡鸣，和窗外偶尔传来的、知了被晒得发蔫的嘶鸣。
这辈子，关于结婚这件事儿终于算是结束了。李乐也就从繁复的礼仪程序中解脱出来，像一匹卸了辕的牛马，浑身骨头都松快得嘎巴响。
在这个“假期”剩下的几天里，陪着大小姐，接待了几拨远道而来的亲戚，又在洪罗新的带领下，去拜会了几位据说“德高望重”的、住在城北洞古老韩屋里、说话慢吞吞却句句都像在打哑谜的老头老太。参加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封建迷信”活动。
于是李乐知道了，在南高丽，信众最多的不是庙里的和尚和教堂里的牧师，是一种叫巫师的行业。这个行业的年产值都有三万亿韩元，比着名的南高丽电影产业还要高些。
下到底层百姓，上到财阀，没几个人不信的。
有钱人除了重金举办“驱邪法会”，日常算命，还会看八字进行人事选拔，依靠神明来做商业决策抉择。更有甚者，还会焚烧对手名字符纸、撒盐镇煞?。把一个非责任归因耍的是明明白白的。
日子便在这样看似闲散、实则处处留心的社交中滑了过去。
李乐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哈贝马斯的德文原稿和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中文翻译。
阳光透过百叶窗，在稿纸上切出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
那篇答应李建熙的“文章”，他这两天见缝插针的，终于在昨天夜里，趁着万籁俱寂、连汉江的涛声都似乎沉入了梦乡的时候，“一气呵成”地写完了。
毕竟小李厨子是个实诚人，既然答应了老狐狸，就赶紧写完再回燕京，何况，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不是。
说是文章，其实更像一份夹叙夹议、带着学术包装的“危言耸听”。反正原则是早定好的：不署名，不负责，不认账。爱信不信。
李乐从南高丽财团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切入，旁征博引，用上了社会学里“嵌入性”与“脱嵌”的框架，分析了三松当前面临的压力，既有来自上层的叙事压力，也有来自民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平”与“透明”的渴望，更有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对传统产业组织模式的冲击。
结尾处，用一种看似谨慎、实则大胆的笔触，勾勒了几种可能的未来走向。
最温和的一种，是家族逐步放权，引入更多外部独立董事和专业经理人，向更现代、更透明的治理结构缓慢转型。
最激进的一种，则隐晦地指向了某种“解体”或“重组”的极端可能，当然，他用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进一步分离，以及核心业务板块的战略性重组”这样听起来更学术、也更不痛不痒的措辞。
文章不长，不过八千余字。李乐用词刻意平淡，避免任何情绪化的表述，通篇都是“从社会学角度看”、“基于现有数据的合理推演”、“不排除……的可能性”这类让外行觉得高深、让内行挑不出大毛病的“学术话术”。
只在最后一段，他仿佛不经意地提了一句，“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关键，往往不在于财富的无限积累，而在于价值观与时代精神的成功嫁接，以及对社会契约变化的敏锐感知与主动适应。”
这句话，他自认为写得有些露骨了。但转念一想，老狐狸要是连这点“话外音”都听不出来，那也就不是能在南高丽商界呼风唤雨几十年的李建熙了。
正思忖间，书房的门被轻轻叩响。李乐扭过头，是宅子里一位颇受信任的中年女佣，说话带着特有的温软口音。
“李先生，会长请您去书房一趟。”
李乐“哦”了一声，放下笔，将面前的材料随手合拢，整了整身上那件因久坐而有些皱巴巴的亚麻衬衫，跟着女佣穿过长廊。
老李书房的门虚掩着。他敲了敲，里面传来一声模糊的“进来”。
“进来。”
推门进去，书房里的光线比想象中暗些。
厚重的窗帘只拉开了一半，午后的阳光便被过滤成了薄薄一层，落在深色的橡木地板上，像融化的蜜糖。
李建熙坐在那张宽大的书桌后面，窗外的天光将他勾勒成一个剪影，面容藏在阴影里，看不太真切，手里的几张微微颤动着，不知是老狐狸的手有些不稳，还是那纸张本身承载的内容让他心绪有些波动。
书桌对面的沙发上，除了大小姐和大舅哥李载容，还有两位。
三松经济研究院的金敏俊，算是老熟人，还有一位是三松电子的CEO尹忠龙，身材微微发福，面容敦厚，常带三分笑意，看着像邻家和蔼的中年大叔，但能在三松电子那虎狼环伺的高管层里稳坐第三把交椅，手腕与心智绝非表面那般简单。
大小姐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茶，却没喝，目光不时扫向父亲手中的那几张纸。
李载容坐在她旁边，姿态比前几日放松了些，但眉宇间仍锁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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