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枝晶在固态电解质中的生长机制和抑制手段，跟液态体系里是一回事吗？更不用说长期循环下的化学稳定性、热稳定性、机械稳定性……”
“还有制备工艺，怎么把那些脆性的陶瓷薄片做得又薄又均匀又不断裂？怎么实现大面积、低成本的制备？卷对卷？流延？还是物理气相沉积？哪个能在保证性能的同时，把成本降到每千瓦时一百美刀以下的三百一百标准？”
张业明的一长串话，一个个问题，像连珠炮，每一个都指向固态电池商业化道路上狰狞的技术关卡。他的语气并非咄咄逼人，而是一种基于深刻认知的、近乎冷酷的理性。
“我们现在投入液态电池研发，每一分钱，都可能在未来三到五年内，转化成专利、产品、和市场份额。投入固态电池，可能十年都听不到个响，甚至可能走错方向，全军覆没。”
“资源是有限的，伍博士。在商业世界里，尤其是在我们这样需要持续输血的研发实体里，未来很重要，但活下去是讨论未来的前提。什么都想要，很可能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伍岳一直认真听着，等张业明说完，他才缓缓开口，“张博士，你说的这些困难我都承认，而且可能比你想的更多。”
“我在帝国理工的同事，他们那个固态电池课题组，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些该死的界面阻抗、锂枝晶、还有陶瓷片的脆性问题。”
“尝试用原子层沉积做超薄氧化物包覆，用高分子聚合物做缓冲层，用三维多孔电极结构去增大接触面积……进展慢得像蜗牛，失败是家常便饭。”
他吸了口气，眼神变得更加坚定，“但正因为难，正因为它是瓶颈，是堵在通往下一代电池圣杯路上的巨石，我们才更应该去搬，哪怕一次只撬动一丝缝隙。”
“液态电池的技术路线，确实还有优化空间，但它的理论天花板是看得见的。我们可以在里面精雕细琢，把能量密度从150做到200，甚至250，但之后呢？成本下降曲线也会逐渐平缓。而固态电池，它代表的是另一个数量级的可能性。”
“是，它遥远，风险高。可如果因为遥远和风险，就只满足于在现有的道路上内卷，那么我们可能永远也等不到。”
“我们需要有人去做那些看起来不经济的基础研究，去探索那些成功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一、但一旦成功就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方向。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冒险，也是……一种责任。对未来的责任。”
伍岳说到后面，语气里带上了属于理想主义者的轻微激昂。但他很快控制住，补充道，“当然，我认同您的观点，资源必须有效配置。我的想法并非要杨树林立刻把所有资源押注在固态电池上，那是不现实的。”
“但你我都是搞科研的，都明白，技术突破往往不是线性发展的，它需要长期的积累，可能在某一个交叉点上突然爆发。如果我们等到液态电池真的摸到天花板，市场开始呼唤下一代技术时，再去研究固态，那就晚了。”
“到那时，专利壁垒早就被先行者筑得铜墙铁壁，我们连入场券都拿不到。现在投入，哪怕只是跟踪、积累一些基础数据、培养人才、在某些关键子领域取得一些专利，都是为未来买保险。”
张业明沉吟着，没有立刻反驳。他能感受到伍岳话里的真诚和远见，也理解那种“为未来埋下种子”的冲动。
他自己何尝没有过这种冲动？
只是坐在这个位置上，他必须对实验室的生存和发展负责，必须权衡每一分投入的即时回报。
他看着年轻的伍岳，带着资深研发管理者见过的太多未来技术折戟沉沙的无奈，“伍博士，我理解你的想法。保持技术触角，布局未来，这没错。但问题是，这个前瞻性研究组，它的目标如何设定？考核标准是什么？如果五年、十年都没有可量化的进展，如何向持续投入的经费交代？”
“尤其是，当我们自身的液态电池研究，还处在需要巨额投入抢占市场的阶段时，分兵出击，会不会导致两头都捉襟见肘？”
“张博士，我觉得.....”
“你不要我觉得，我要你觉得.....”
“不不不，理念的问题放到后面，现在的现实是.....稳健，也可能意味着错过窗口期。技术领先的窗口一旦关闭，再追的成本会高得惊人。就像现在的液晶面板，或者……芯片制程。”
两人你来我往，语速渐渐加快，夹杂着“离子电导率”、“界面副反应”、“原位表征”、“阿伦尼乌斯方程”、“断裂韧性”等专业术语。巴特听得认真，但眼神偶尔会飘向李乐，观察这位老板的反应。
只不过，他发现，这位年轻的老板在张业明和伍岳讨论起方向的时候，还能保持眼中有光，可等到这俩聊起技术的时候，眼神就开始顺着房顶，向上，向上，继续向上。
终于，等两人的争论暂告一个段落，都看向他时，他才回过神，揉了揉鼻子，悠悠地开口，不过，他先问了巴特，“元芳，啊不是，巴总，你怎么看？从你整天琢磨怎么把技术变成钞票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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