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的最后四段，即从第十六段到第十九段，是前面两大部分——论述创作过程的规律性与“作文之利害所由”的补充性的笔墨。如果将前面十五段称为正论，末四段则可称为余论。第十六段说明写作是一种实践，与临场发挥有关，即小序中“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的意思。作者既示人以规矩，又指示人不要为规矩所束缚，应在“因宜适变”中去求巧。第十七段自谦不足，慨叹为文不易，佳篇难得。这是现身说法，进一步说明小序中“非知之难，能之难也”的意思。这两段的安排颇见巧思：上一段排除了以为学了《文赋》便可写出好文章的误解，下一段避免了可能招致的眼高手低、爱教训别人的责难。至此，全文的意思已相当完整。第十八段论感兴，即灵感思维。这本是写作中时而会遇到的关系写作成败的重要问题，但由于作者无法揭示灵感思维的奥秘，不便与论述规律性现象的“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的本论放在一起，因而置于篇末，单独提出来讨论。这一段的文字极为优美，作者的感情流注于笔端，极为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文思通塞的情况。看来作者写这一段文字时，正是灵感来袭之际，“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因而落笔字字珠玑，洒墨满纸琳琅。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指明了灵感思维的重要性及其通塞的情状，开创了研究灵感思维的新领域，对后人的研究起到了“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最后一段论文章的作用，指出了文章可将道德教化传诸久远。这也正是作者写作《文赋》以探讨写作规律的出发点与归结点，所以正好用来收束全篇。
以上大体上勾画了《文赋》正文的轮廓。其实《文赋》不仅在总体上脉络分明，而且段落之内以至字句之间也都是细针密线，极少罅漏的。如第一段，以“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提出通过观察与读书以引起文思这一纲领，然后以“遵四时”等四句具体阐说观察，以“咏世德”等四句具体阐说读书。如何观察？提出了时、空两个方面。时间上要“遵四时”，要遵循春夏秋冬四季不断观察；空间上要“瞻万物”，将所有的自然现象都作为观察的对象。“遵四时”与“瞻万物”各起什么作用呢？一是“叹逝”，惋惜时光的流逝；一是“思纷”，引起纷纭的思绪。在泛说“四时”、“万物”、“叹逝”、“思纷”的基础上，接着又举例式地进一步具体说明：“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以“劲秋”与“芳春”说“四时”，以“落叶”与“柔条”说“万物”，以一“悲”与一“喜”具体写出“叹逝”与“思纷”的感情。在阐说读书以引起文思的四句中，前两句指书籍文章的思想内容方面，后两句指艺术形式方面。“咏世德之骏烈”，是说要涵咏书中所写的历代道德高尚的人做出的大功业；“诵先人之清芬”，是说要讽诵所写前人美好的思想品德。“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则是从艺术形式的角度着眼，提倡多读文采斐然的佳作，注意学习内容充实而又辞采华丽的作品。在观察与读书这两部分之间，插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说明观察与读书时应该怀抱高洁的心志。这一段的最后两句，是说通过观察与读书终于培养了文思，便开始进入“投篇而援笔”的具体写作过程。文章也就随着转到论述构思情况的第二段。
《文赋》的理论贡献，不在于深，而在于新。陆机不仅创建了创作理论的体系，还在想象（第二段）、灵感（第十八段）、风格（第五段）、体裁（第五段）、声律（第六段）、独创（第二段、第九段）等一系列问题上有新的开拓。这对于后来刘勰进一步建立严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写出《文心雕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是一点也不夸大的说法。陆机在《文赋》中倡导“妍”（第六段）与“艳”（第十五段），有的论者便据以认为《文赋》的理论是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这一看法并不符合《文赋》的实际。陆机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历史作用，为此专门写下一段文字（第十九段）加以论述。他的创作发生论是建立在感物的基础上的，倡导的是文能逮意与意能称物的写作路线。在作品内部，他还明确提出了“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的以理为主、文与理相结合的主张。陆机提倡“妍”与“艳”，重视艺术形式，强调音韵动听，词采华美，并不是《文赋》的局限，相反，这是文学逐渐繁荣以后文学自身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的现象，反映了陆机对文学特点认识的深化，对于提高六朝文学的艺术性是有促进作用的。而六朝文学的艺术成就，又是唐诗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至于六朝文学的形式主义与唯美主义的弊病，那是另一回事，陆机是不能任其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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