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同为母亲河，但相较于河道稳定，流域气候变迁缓慢的长江而言，黄河更像是一个“后妈”。
在历史上，黄河先后改道二十六次，决口一千五百多次，几乎对于每个朝代而言，黄河治理都是头等重要的课题。
在后世的许多社会学和史学研究中，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有别于世界主流的君主专制式封建政体，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出于治理黄河和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需要。
否则，如果是以西欧那种松散的邦国式政治，很难完成治理黄河这种全国性工程。
而其中最为代表性和严重的事情，莫过于宋金之际的夺淮入海。
其实黄河河道，在北宋之前都还算稳定，但北宋后，宋廷统治者由于害怕北方的辽国军队从黄河南渡，于是多次人为的将黄河改道，花费无数人力财力不说，还导致山东北部百姓苦不堪言。
1128年，南宋建炎年间，金兵南下，长驱直入，宋高宗赵构一意南逃，金军如入无人之境，时任东京留守的杜充，害怕与金军正面交锋，下令开决黄河大堤，使黄河水自泗水入淮，企图以此阻挡身后追兵。
杜充决河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还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二十万以上，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数倍于此。北宋时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近千万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这操作是不是很眼熟）
于是乎，原本在多次人为改道下，河道本就不稳定的黄河，从此向南偏移千里，从泗州入海。
金朝时期，又一次水患决口，黄河继续南偏，自淮河入海。
从此之后，一直到1855年，黄河都是自淮河出海口入海。
这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从此之后，从黄河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都变成了水患频发的受难之地，导致整个淮北、鲁南地区，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惨痛局面。
而现在，这里却要变成明清双方争夺的关键战场。
李定国、王夫之抵达河淮前线后，迅速与正在淮安的张名振、张煌言汇合。
此战虽然是以左军、后军并用，但主要以李定国为主帅，张名振为副。
这也倒正常，毕竟李定国现在是当朝唯一的王爵。
其实关于李定国封异姓王这事，也只有刚开始时，有部分文官议论，后来也没人说啥了。
说到底，宋代以后，所谓“异姓王”根本不值几个钱，除了封号上高级点，就没啥用了，又不能像人家汉朝、晋朝时，来个开府建衙之类。
当年北宋时，太监童贯还是异姓王呢，满清异姓王一大堆，有屁用。
自军山湖以后，朱由榔的威望已经无需害怕任何军中将帅，再加上自光烈二年以来，军中前后改制数次，兵权分割，没有权力，就算给你一个副皇帝，又能如何？
到了光烈六年，原教导师学员毕业了三届，兵学苑毕业了两届，先后输入军中的青年军官数量，已经占此时全军基层军官总数的一半。
朱由榔不害怕李定国、李过，就像朱元璋不会害怕徐达、常遇春一样，甚至朱由榔还更从容些，毕竟他比老朱当年打天下时，可年轻多了。
作为领导者，如果沦落到需要玩弄权术手段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地位，那就是最大的失败。
而且，朱由榔本来也不是什么“冷血政治动物”，对于与他出生入死，甚至救驾御前的李定国等人，还是颇有感情的，两年前，李定国女儿出生，就被朱由榔订了娃娃亲。
四位领导商议后，李定国定下主要方略。
首先是必须拿下凤阳，这既有军事意义，也有政治意义，毕竟天子刚刚拒绝的和谈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凤阳。
虽然这对于朱由榔本人而言没啥，但下面的文武官员，还是视之为耻的。
君忧臣辱，君辱臣死
自从《皇明忠烈传》在民间火起来后，李定国的形象，在江浙地区，基本上就和岳飞重合，被尊称为“李武威”。
说起来，两人在性格上也的确有许多共同点。
夺下凤阳同时，淮安一线明军在海军战船的配合下，延黄河向北，朝宿迁、邳州，直抵徐州，和凤阳方面北上大军会师。
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将徐州作为会战战场。
“锃！”
李定国拔出佩剑，指向地上的沙盘，这是枢密院按照锦衣卫提供的情报和档案，模拟而出，具体到县，还标注出了部分清军兵力部署，对着其余三人道
“《孙子兵法》说得好，‘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
这三年，李定国一直虚心向王夫之、堵胤锡等人学习，如今也是儒将风范，再加上三十出头，意气风发，还真有些“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武穆之风。
“凡十万人以上的大军会战，所谓阴谋诡计，已经毫无作用，而往往是最简单的进攻和厮杀，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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