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登记制度的存在，对于社会稳定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不过，人们一旦受制于一纸户籍，自然就会失去选择居住权的流动自由。当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社会流动日趋加速的时候，户籍管控制度必然随之发生变革。
明朝人生活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是以急剧变化为特征的。如果把明代的社会变迁置于“社会流动”与“都市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明代中后期户籍管控的松动相当明显，且可为当前户籍制度的改革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
一、户籍控制的确立：路引、户帖、黄册
大明帝国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通过采取两大措施，加强对社会与人口的严密控制。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确保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
首先，就是“路引”制度的实施。明代的路引，白了就是路条，大致类似于现在地方政府所开具的介绍信，以便人们外出经商、务工乃至进城探亲。朱元璋立国定策的根本宗旨，就是要让他统治下的臣民能重新安于士、农、工、商四种身份，让传统的四民各守本业，即使是医生、卜相之人，也强迫他们必须“土着”，不得远游。凡是有人无所事事而游惰好闲，或者有人移居或藏匿别处成为游民，一概将他们贬窜到边远地方。
明初颁布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大诰》，同样要求邻里之间，互相知晓各自家中的丁口多少以及所从事的职业。譬如工匠、商人外出务工、经商，无论是道途远近，还是走水路、陆路，都应该在路引上明白开明，并在外出之时，随身携带路引。众多史实已经证明，明初严厉的控制政策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如洪武五年（1372），曾有人因祖母生急病而外出求医，走时匆忙，忘了带路引，被常州吕城巡检司查获，拟送法司论罪。此事虽因明太祖的宽矜而免于论罪，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明初对人口的控制相当严格，人们缺乏流动的自由。至于史料所的“夜无群饮，村无宵斜，决非夸大之词，而是明初的实录。
其次，就是户籍制度的确立。明初所定户籍制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一家一户所备的“户帖”、“户由”，相当于现在每家的户口本，由本户自己收执，早在洪武三年（1370）就已经颁校户帖所载事项，包括户主、居住的乡贯、户等的归属（即属民户抑或军户之类）、丁口数、事产（家中拥有的房产与田地），且钤以户部半印。二是户籍，也即所谓的“黄册”，是明代国家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而制成的户口版籍。黄册是户帖的汇总，即10户为一甲，110户为一里，以地方府州县为统计单位，而后汇总并收藏于中央的户部。
黄册的正式颁行，则迟至洪武十四年（1381）。在这一年，明政府下令，让下之人各以“本等名色占籍”。所谓以“本等名色占籍”，就是以业占籍，不同职业的人占有不同的户籍，对国家承担不同的差役。例如承当民差的民户，承当军差的军户，承当造作的匠户，承当煮盐的灶户，分别归为军、民、匠、灶四籍。除了这四种基本的户籍之外，明代户籍尚有弓兵籍、铺兵籍、医籍、儒籍、商籍、官籍、先贤籍、卫籍等名色。
所有上述户籍，均属于良民的登记记录。在明代，惟有游食光棍无籍，被称为“无籍之徒”，即使地方官对他们有所登记，也是入于“弃民簿”。除此之外，诸如南京教坊司乃至各王府的乐户、绍兴惰民之类，则属于贱民，只能名落贱籍，从而体现出礼教等级制度上的良贱之别。
二、社会流动的加速——“土着人少而客居多”
明初所定十年一造版籍的制度，尽管在中后期仍然在执行，但往往流于形式，最终导致社会流动的加速，以及户籍人口的不实。
按照传统的观念，士、农、工、商四民各有定业，而后民志可定；而民志一定，则下大治。然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的变化已经不允许四民各安其生、各专其业。朝廷赋役的加重，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已经导致传统社会统治基础的分崩离析，失去土地或者已经无法在农村存身的农民，不得不到城市中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处。
明代中期以后，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出现了人口流动的现象，其中最基本的流动形式就是游寓或寄籍。细加概括，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士人之游寓。明代士人游寓之风相当盛行，且山人、游客遍布各地，这势必带来科举考试中的“冒籍”问题。明代取士之制，从府、县考试一直到乡试，都要求士子回原籍参加考试，禁止冒籍。然而，明代中期以后，很多州县“土着人少而客居多”，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给科举考试中的籍贯问题带来严峻的挑战。
至于那些在科举仕进上已经失去前途的知识人，更是通过游历下而维持自己的生计，尤以绍兴人为甚。清代因为绍兴师爷游幕下的事实，导致民间影麻雀、豆腐、绍兴人（到处都有）”的俗谚。然这种现象，至少在明代已初露端倪，尤其是在北京，六部书吏之职，多为绍兴人所盘踞，甚至世代承袭，进而导致在京城的郊区形成了绍兴人生活的专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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