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挖坑。
我承认《史记》厉害（当然，不承认也不行），什么“发凡起例”“神明变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该说的我都替你说了，你好意思当复读机，把我说过的好话再捡起来重说一遍么？而且你也认识到《汉书》不是摆设，它和《史记》应该是环肥燕瘦，各有风姿，互有长短，而不是《史记》一骑绝尘。你说对吗？
听到江水源的立论，评委席上周执笏等人眼睛一亮，互相对视了几眼，然后微微颔首，一副心有戚戚的样子。台下观众绝大部分都听不懂江水源满嘴的之乎者也，不过不要紧，那一连串气势磅礴、对仗工整的排比就像相声里的贯口、美声中的花腔，让人不明觉厉，忍不住想拍巴掌。
但江水源根本不给观众鼓掌的机会，毕竟鼓掌也是要占时间的，他的时间可不能浪费：“但我们认为班优于马，原因在于司马迁好奇而班固雅平，故《史记》芜杂而《汉书》纯正。具体而言，《史记》尚有战国纵横家习气，多奇谲纵横、权谋之术，类似先秦诸子，为正史与杂记、辞赋的杂糅；而《汉书》则不激不厉，纯然史家笔法，范晔称赞说‘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亢，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其一。
“其二，《史记》体例不纯，用班彪的话说，‘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着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刘知几也批评说‘其所载，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不像《汉书》全书体例统一，‘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兴废，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成为后世历代撰述正史的楷模。
“其三，《史记》有违怨而不怒的圣人之教、中庸平和的尊经之旨，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而贱守节而贵俗功。早在西汉，扬雄即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东汉建武四年，范升上书指出‘《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到三国时，谯周也认为司马迁‘或采俗语百家之书，不专据正经’。而班固的《汉书》则‘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缀道纲，深合教化之意。”
说《史记》不好，尤其说它不够中庸平和、有违圣人之教，放在别的地方绝对是妥妥的毒点，能被吊打一百八十个姿势不重样！
什么叫不够中庸平和、有违圣人之教？分明是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思想先进，包容并蓄，兼容诸家又自成一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批评精神，富含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用正义的观察、怀疑的精神，谴责了封建社会的残暴统治，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怎么到了您这儿反倒变成了反面教材？
要是换了别的地方，江水源也不敢这么说，因为绝对会被喷得体无完肤。可到了国学论难赛场上，不仅要说，还要旗帜鲜明地作为分论点。原因就在于这是“国学”论难！
何谓“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中华传统学术无论你怎么分科分类，都必然以儒家为主、经学为先。舍儒家、五经而谈国学，就好像离开力热声光电而谈物理、离开元素物质而谈化学，绝对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时候敢这么离经叛道，否认中庸平和、圣人之教的可没几个。更何况这是“国学”论难，刚才那些思想、精神和人文关怀可都属于违规内容，就算你敢这么想，你敢这么说吗？
江水源正是捏准了这一点，才敢大张旗鼓亮明观点：有本事你们就批驳试试，要是能不违规，算你们今早上刷牙刷得干净！
“正是综合以上三点，所以我方认为班优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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