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金明的老婆跟沈金明同岁，不过看起来老气很多，夫妻俩走在一起，不象夫妻，倒象母子。
假如“正点”是表示女人漂亮，那她就是“正点”的反义词。她的长相并不突出，却是心高气傲，没把几个人放在眼里。
她跟丈夫的关系倒是恩爱，但跟大伯家其他人，包括公公婆婆，一个都合不来，显得水火不容。自从她嫁到大伯家以后，原本和和睦睦的一家子，就变得风起云涌，硝烟弥漫。
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媳妇和婆家人都会有一场惊涛骇浪的吵闹。矛盾随着吵闹而加深，名义上他们是一家人，其实已经是敌人。敌我双方同住一个屋檐下，怎么可能还有风平浪静的日子呢？
大伯和大婶后来全力帮助儿子建了一间新房，让儿子媳妇搬出去，跟儿子分了家。但就是这样，矛盾丝毫没有缓和，仍然是为各种琐事闹得鸡犬不宁。
大伯大婶不明白，“战争”这玩艺，隔着太平洋都没用，要发生还是会发生，分个家又怎么能阻止呢。
大伯大婶原指着儿子从中调停，管住媳妇那张“杀人不见血”的嘴。不料儿子看起来牛高马大、威武强悍，到了老婆那儿却是一个软骨头，他什么都听老婆的。每次母亲和老婆吵得不可开交，他只是麻木不仁的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表现得跟他毫不相干。
这种家庭矛盾是一种“毒瘤”，它会悄无声息的向四处扩散。家庭“战争”逐渐影响到了家庭中的每一个人，其它五个孩子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父母之间也开始出现问题，大家相互抱怨，一个原本团结互爱的家庭，正在一步一步的趋向瓦解。
对此，大伯和大婶内心无比焦急痛苦，却又毫无办法。他们只好找来亲戚们帮忙，一次一次的召开家庭会议，希望亲戚们有足够的影响力，劝说儿子和儿媳“迷途知返”、“改邪归正”。
大伯最为仰仗的当然是沈清父亲沈学良，沈学良不仅是家族里最有学问，也是最有社会地位的人。同时他身为一名已是“桃李满天下”的教师，在教育和教化他人方面，无疑有着无可质疑的权威。
他们相信，通过沈学良富于策略的调解，深入人心的教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儿子和儿媳必定是幡然悔悟、痛改前非。
每次的家庭会议，沈金明夫妇倒也被沈学良率领下的众亲戚“威逼”说服得服服帖帖、心悦诚服，答应会按照大家的意见怎么怎么去做。但结果是，亲戚们离开后，一切又恢复原样。该吵还是吵，该闹继续闹。因为每次会议都只解决了过去的旧问题，而生活，是每天会产生新问题的。
因此，大伯和大婶不得不反复把亲戚们找来，反复召开家族会议，反复做儿子儿媳的思想工作。他们的家庭陷在一种绵绵不绝、无法彻底治愈，只能缓解疼痛的疾病当中。大伯和大婶也只能在那种临时缓解之中，寻求着短暂的安慰。
今天，趁着所有亲戚都在场，大伯和大婶自然不能放过这个“缓解疼痛”的机会。
大人们都在大伯家召开“调解会议”，孩子们无事可干，于是跑到村子后面来爬山。
队伍领头的是沈清的一个堂哥，这个堂哥比沈清大了十多岁，已经成家娶了老婆。沈清成了镇上人，乡下的堂兄堂弟对他多添了一份热情，把他当成贵宾似的欢迎。
其实吃完宴席的时候，堂哥老婆就叫堂哥去把地里的蔬菜浇一遍水。不过堂哥地里都没去，直接带着沈清一行人去山上采摘野果子吃。
大家到达坡顶，俯望着山沟下面的村落。高低错落的灰色瓦顶、弯弯曲曲的村中小路、游在水塘里嘎嘎乱叫的鸭子、站在草堆上扑打翅膀的公鸡、冲着村口乱叫的黄狗，屋脊上悠闲散步的黑猫……。这一切构成一副精美绝伦的乡村画图。没想到，村子看起来这么美，这种感觉之前从来没有过。
“瞧见了没有，那一片就是我们家的稻田。”堂哥指着坡下的某个方向说。那语气仿佛是把家里的珍宝展示给沈清看。
“哥哥，我们家的房子是哪一座？”弟弟沈昭询问沈清。弟弟显然对出生之地没有了印象，找不到他们家曾经居住过的那栋房子。
“是那一座，桃树前面的那一座，看见没有。”沈清把现在属于二伯家的房子指给弟弟看。
“现在，田和地都承包到了每家每户，我们家的粮食都有了剩余。”堂哥对沈清说：“也许，你们家不该搬到镇上去。”
“是咧，现在干活也自由了，不用听生产队长的吆喝每天都去上工。自家干自家的活，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想玩一会儿就玩一会儿，没人来管扣工分，自由真的很好。如今乡下生活也许不比你们城里差。”二姑的儿子说。
那意思是，沈清家搬去镇上居住，真是亏大了。
“可我还是喜欢镇上，镇上人多商铺多，比乡下好玩。”小姑的女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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