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从打败特洛伊，抢夺第一桶金开始，就陷入了雅典和斯巴达抢做盟主的时期。
期间雅典和斯巴达都做了努力，雅典偏向是公民改革，斯巴达偏向是军事改革。但在两次波希战争之后，他们都沉寂了，而北方的马其顿崛起，成为了新盟主。
马其顿做了盟主之后，在亚历山大的带领下，十年时间打穿了波斯帝国。
所以希腊城邦就没消停过，一直在争夺盟主之位。
除了城邦和城邦之间的争斗，城邦内部僭主和公民也在不断争斗，到底是僭主领导，还是公民领导，搞得很乱。这个时期也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时代，其实他们的哲学就是思考到底是僭主还是公民。
僭主就是公民选出的领袖，其实就是国王了。
就相当于殷商人和纣王的关系，纣王是殷商人选出来的，但纣王一方面要给殷商人带来利益，一方面又要压制殷商人。
雅典之所以没落很大原因就是公民有能力投票赶走僭主。可他们忘记了，是谁扩大了公民范围，就是僭主。
僭主才能确定一个方向，否则公民根本无法统一。雅典公民就分为平原、高地、海滨三个地方，都要为自己谋利，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者，无法调和三者之间的矛盾。
根本调和不了，所以雅典很快就打不过斯巴达人了。
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由盛转衰的时代，经历过雅典最强盛的时代，所以相信公民制度是最好的，于是他扞卫公民制度死了。
柏拉图生活在雅典衰落时期，于是他离开雅典周游各地宣传自己的理念，可没人用他。回去雅典，写了《理想国》，核心讨论的就是正义，正义到底是应该掌握在僭主手里，还是公民手里，他的意思就是‘tmd，雅典怎么变成这个鸟样了？’。他想找个能复兴雅典的方法，到底是僭主，还是公民？但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他不能得罪公民，所以只能弯弯绕绕，旁敲侧击。
等到亚里斯多德的时候，雅典早就不复当年了，斯巴达也是明日黄花，他生活在马其顿的时代，他的学生是亚历山大，十年打穿波斯的猛人。不过亚历山大一死，被马其顿压制的雅典公民立刻发挥传统艺能，准备弄死亚里斯多德。
这个时候，亚里斯多德已经不在乎雅典公民制度如何了，所以脚底抹油直接溜走。
这三个人的心路历程有点像孔子、孟子、荀子。
孔子认为周礼是最好的，为了扞卫周礼可以牺牲自己。孟子则认为周礼到底好不好，得看是不是有德，有德伐无德。到了荀子就是周礼是个历史垃圾，早就应该丢掉了。
古希腊就这么大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却从来没有停止。城邦之间，公民派系之间，公民和僭主之间，古希腊和波斯、马其顿等等关系，也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现在到了末世，人类的各个幸存者营地就是一个个城邦，有些城邦偏向军事，有些城邦偏向公民，当然也有些城邦偏向国王。
城邦能合作么？可以，但不一定。
就好像雅典和斯巴达一样，两个小城邦分分合合，就没消停过。双方都辉煌过，但又很快就衰败了，而外面是日新月异，波斯、马其顿、罗马、日耳曼、奥斯曼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两个城邦被历史洪流冲刷走了。
镜南认为既然地表有幸存者，甚至太空也有幸存者，就应该团结所有幸存者。
但城防队长认为难，人类太复杂了。
古希腊人合作，一次是在抢夺特洛伊的时候，两次是在波斯战争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马其顿做老大的时候，几百年时间里也就这四次，更多时间还是在内斗。雅典内部在斗，和斯巴达也在斗。
内斗才是主旋律，根本停不下来。
镜南觉得自己提出的想法是对的，如果人类团结起来，这股力量未必不行。可问题是为什么要团结？她能给出一个团结起来必胜的可能性么？如果不能，大家都得先顾自己，先确保自己能活下去。
团结这种事情风险太大。
镜南很难过，难过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的计划不被认可，而是她知道人家没说错，人类的合作很难，非常难。归根结底是因为人性，是因为人类的卑劣。
但凡人类高尚一点，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这点肯定是的，但凡人类高尚一点，部分人牺牲自我，把社会问题解决了，那社会就能兴兴向荣了。
那问题来了，有这个想法的人在等什么？为什么不从自己开始高尚？为什么要等别人高尚，等别人解决问题？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看到问题骂骂咧咧，等真的分派任务到他头上的时候，他骂得更响亮了。
因为解决问题是需要代价的，谁都不想付出代价，谁都希望别人去解决问题，自己享受红利。
普遍有这样的想法，自然是无法合作的。
“想团结外面的城邦，还不如先团结一下尘民，先把上民的伙食降低一个档次，再让上民和尘民接受一个共识。”杜兰表示镜南很有想法，不过光有想法可不中用啊，得先把灯塔的内斗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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