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傍晚时分，杨振与祖大寿一起，在开原城的南门外，见到了前来传旨的朝廷钦差，并当即南面行大礼，领受了朝廷颁授的圣旨与诰、券、册、印。
虽然已经早一步知道了朝廷要册封自己为“镇东侯”的消息，但是当杨振亲手从传旨钦差正使和副使的手中接过圣旨，接过沉甸甸的诰、券、册、印等物的时候，还是难掩心中的激动。
身为穿越者，杨振当然也有过类似“封侯非吾意，但愿海波平”的自谦或者托辞，但是当这一天真的来临，当自己真的凭借不懈的努力在这个明末乱世走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他还是很有些自豪感的。
他不记得在原时空有谁在明末乱世之中被封过镇东侯，也不记得大明朝有过镇东将军的封号。
但是对这个改变，杨振总体上还算是挺乐于接受的。
因为，从崇祯皇帝的这次封赏之中，他也看出了皇帝的很多心思，封他为镇东侯，并将其原有的征东将军改为镇东将军，意图也很明白。
就是希望他能镇守辽东，重点是守住目前已经在辽东取得的战果，至于接下来继续开辟东荒，继续往东进取，并非崇祯皇帝对他的期待。
按照杨振以往华夏历史的了解，“四镇”将军的命名对比“四征”将军是要低上那么一等的。
虽然大明朝并没有这样的说法，甚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四征”将军和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镇”将军之类的完整设置、命名与等级差别，但是将一个好端端的“征”字，改为一个“镇”字，其中寓意不言自明。
当然了，这对杨振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平定了辽东之后，崇祯皇帝对杨振的期待，已经与杨振自我认同应该担负起来的使命并不一致了。
但是崇祯皇帝的封赏，也给了杨振一个更加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理由，接下来可以彻底抛开洪承畴及其麾下人马的影响，与祖大寿这个新晋的关宁侯，以辽河为界，分守辽东与辽西。
除了原有的金、复、盖、海等处之外，今后辽阳、沈阳、铁岭、开原以及这条线以东的广大区域，都将在杨振麾下兵马的控制之下。
虽然这些地方，距离京师更加遥远，还曾遭受过清虏的铁蹄蹂躏，眼下其富庶与繁华程度，甚至比不上辽西各地。
但是对杨振来说，越是这样破坏严重、看似蛮荒的地方，越是更加有利于他在这里大展拳脚，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
汉民稀少，他可以移民。
城池荒废，他可以重建。
田亩不足，他可以开垦。
总而言之，越是干净的画布，他越是可以在上面按照自己的设想作画，而不必在无数先人涂抹过的旧作上面绞尽脑汁修修补补。
所以，当杨振领受了封侯的圣旨，接过了相应的诰、券、册、印，尽管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他仍然难掩心中的激动。
哪怕是知道了在给他的圣旨之中，崇祯皇帝将封侯与调兵入关捆绑在一起，为的就是让他不得不领旨，不得不答应调兵入关，可他谢恩与三呼万岁的喊声依然热切与诚恳。
与此相应的是，与杨振一起出城迎接朝廷钦差的祖大寿，尽管在留在开原城等候圣旨与回沈领受圣旨的问题上，与杨振一拍即合，但在听到圣旨中对其过往劳苦功高的称赏褒奖，依旧激动到满含热泪。
尤其当他听到“关、宁之固，仰赖尔功，此非一军之寄，实乃社稷之防也。今遵祖制，论功行赏，特封尔为关宁侯，世袭罔替，永为干城”这一句后，一时间不禁老泪纵横，跪伏地上，泣不成声。
对此，杨振倒也能够理解祖大寿的复杂心情。
毕竟其驻守辽西几十年，历经大小百余战，最后在关键时刻“押对了宝”，不仅“洗刷”了投敌的嫌疑与污名，而且还收获了“平辽”的功与名。
其实，从一开始，杨振就认为祖大寿是可以争取的，别看他貌似脚踩两只船，可只要大明朝有在辽东取得胜利的希望，他就会毫不犹豫的站在大明朝的这一边。
作为世代镇守关、宁之地的将门世家，谁会在自己一方大有希望的情况下选择剃发易服投靠夷狄胡虏呢？
而杨振这些年拼命所做的事情，除了尽可能扩充自己实力之外，就是不断给这些人创造一些胜利的希望。
只要他们觉得胜利在望，并且有望从中分得大笔好处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杨振再去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他们做动员，他们会自觉且坚定的站在胜利者的一方，争先恐后扑向穷途末路的敌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杨振自认为自己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广宁之战、盛京之战，包括后续的一系列战斗，无不验证了这一点。
包括最近这些天里，杨振之所以在开原城停留多日，未能及时往北进军，除了沈阳城方面一再传来各种消息，说朝廷封赏在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辽西各部人马当中的精锐骑兵，一直在不断从后方向开原城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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