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勣主司兵部，无论当初还是现在，关于高丽战事，他的回答都不可能模楞两可、不专业。
尤其是今天，他更该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能给人留下胸无定算、前后摇摆的印象。
但他禁不住想，高峻和郭孝恪到底是个什么意见？
皇帝对两位大臣的回答还算满意，脸上现出一丝笑容，随即转向李士勣，问道，“李大人的意思不妨细致地当众摆一摆。”
李士勣道，“陛下，师出贵在有名，高丽一未对我挑衅，新罗也未遣使求援，大唐此时出兵讨伐高丽，不能名正言顺。名不正则势不壮大，言不顺则军心摇动。”
皇帝点点头，但伸手打开龙书案上西州送达的文谍，念道：
“家若兴旺，必不喜恶邻。国求安泰，须藩臣卑顺。遇恶户有迁避之法，邻逆藩唯压制一途，概宅可轻移，疆不舍寸也。国泰民安即是当国大义，保境安民乃为出师之名。”
李士勣道，“陛下，此言无差，此言无差……”
皇帝道，“此言非朕所说，而是出自郭孝恪、高峻。”
李士勣道，“但行师打仗最重天时，从时令看，眼下当春正是耕作季节，令国人弃耕桑而从军旅，胜败未定、而农时已误啊！”
皇帝不接他话，再去书案上看，念道：
“高丽屡侵新罗，实是携旧怨而动新兵，藐视我大唐。我若不闻不问，则众藩离心，拢之再难。今三春回暖，正宜寒地用兵。”
“高丽小国，地寡民稀，有力不能久也，以我一分之力，可抵他百分之功。若论农时，于我则饭增一汤，于彼则壶无一粮。若论所获，于我则演兵一时，于彼则四季饥肠。若论国运，于我则动一旅而抚一国，于彼则外疲内困动辄见悔。如此三回，扶弱抑强，高丽岂不老实。”
长孙无忌听着，不住暗暗点头。高峻和郭孝恪在回信中所说的，不管褚大人明白没明白，反正他是明白了：
居家过日子谁都不喜欢恶毒的邻居，国家要想平稳，那么藩国必须要谦卑恭敬。
遇到恶毒的邻居，惹不起了总还有迁走、远离他的办法。但对于不恭敬的藩国，只有压制使他老实一条路。因为国土一寸也不能丢，你让他一寸而他妄图你一丈，谁都不能躲啊。
也不要认为没什么出师之名，高丽无视我的威严、擅自欺压大唐的藩属小国、扰了我的清静，这便是罪名！
高丽藐视于我，我若装聋作哑，其他弱小藩国就会与我离心离德，再想收拢起来就难了。
如今三月阳春，天气转暖，正是利于在冷地方用兵的时机。
高丽地寡人稀，虽然看起来气势汹汹，但坚持不了多久。大唐即使动用整个辽东民力兴师，也只不过动了十分之一的力量，但高丽则需要举全国之力、打起精神来应对。
那么到底谁延误的农时多一些呢？我们只要多加一勺汤、把饭做稀一点，而高丽恐怕所有的粮袋里连一粒粮也没有了。
谁的结局更凄凉呢？大唐只当操演了一回军马，高丽则要一年挨饿了。
谁的收获更多呢？大唐动用一支军队，抑强扶弱，得到了弱国新罗的拥戴，而稍强的高丽受到了惩戒和削弱，以后再给大唐找麻烦就得想一想。
这种仗打上三次，高丽也就老实了。
皇帝念完了，看看长孙无忌、褚遂良，再看看李士勣，仿佛前两位已经很轻易地就被说服了。
皇帝暗想，其实这两位当初的意见也并不坚决，转起弯子来理所当然地会快一些，也不会有多么别扭。
而李士勣就不同了，他的理由也对，但眼界却是纯军事上的。
武德三年，皇帝当时的身份还是秦王。在虎牢关大破窦建德时，李士勣与郭孝恪都曾在他麾下冲锋陷阵。
当时，唐军只凭借着三千五百轻骑，在虎牢关前、汜水岸边不但击溃了窦建德十二万大军，还生擒了窦建德。
那时在皇帝的眼中，郭孝恪同李士勣相比，在勇武与阵战方面总觉得有些欠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到现在，皇帝让郭孝恪镇守西部边陲，还要搭一个高峻，便有着弥补他勇力不足的考虑。而李士勣已经身居中枢，主事兵部了。
现在，从是否讨伐高丽的辩论中，皇帝对这两人又有了些认识——二人的能力各有所长，但郭孝恪无私，而李士勣的心眼儿就有些多了。
皇帝深知郭孝恪与高峻二人之间的私人情谊，他们的来信毫不隐晦地表达支持出兵的见解，这一定是郭、高二人的意见经过综合以后的结果。
那么剔除郭孝恪一向有虑事沉稳、周到的特点，想来高峻个人的意见，一定更为倾向于出兵狠狠地教训高丽了。
贞观十八年以来，大唐对高丽较大的讨伐已经发生过了两次。第一对高丽进行讨伐的借口其实是在贞观十六年就已出现的。
当时长安得到确切的消息，负责沿辽河修筑城垒防御大唐、并以对大唐强硬而闻名的盖苏文，在高丽朝廷的倾轧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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