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朱厚照盘算着怎么才能把刘瑾调回京城时，皇宫文渊阁内，朝中两位绝对的大佬，内阁首辅刘健和次辅李东阳，正在商量新一轮人事任免。
二人权力已经快到一手遮天的地步，朝中大小事项几乎都出自他们之手，司礼监形同虚设，主要原因是掌印太监萧敬性格懦弱，不想跟内阁交恶，再加上其能力一般，不懂得利用皇帝的宠信来获取权力。
反观刘健和李东阳，二人趁着弘治皇帝病重时，迅速将整个文官集团捏合在一起，如此一来，朱佑樘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对他们进行妥协。
即便之前弘治皇帝对司礼监施压，逼得萧敬在某些问题上态度强硬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萧敬为避免君臣对立，自觉地把自己手头的权力放了出来，如此刘健和李东阳重新掌控主动权，在朝中说话的分量反而更重。
到如今，朝廷大小事情，都必须经过内阁，而且必须要得到刘健和李东阳的首肯。
朝中人事考核，官员的任免和安排，原本是吏部和都察院的事情，但随着内阁权力日益扩大，反而变成刘健和李东阳拥有的特权，即便尚书、侍郎以及地方总督、巡抚、布政使级别的官员轮不到二人做决断，但下面涉及到郎中、员外郎以及地方府、县官员，二人几乎可以一言而决。
朝中二人声望一时无两，他们对外号称公平公允，但毕竟现在朝事以他二人的好恶和价值判断标准来决定，使得很多事情出现了任人唯亲的情况。
就好像现在讨论的几个差事，一个户部郎中，两个兵部员外郎，按照惯例应该是三年小考后从各自衙门内部提拔，但二人直接从南京小朝廷调了三人过来，因为这三位跟他们关系亲密，之前刘健大寿都送过厚礼。
在官场上，这种私下里的馈赠稀松平常，刘健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纳贿，他虽然标榜从不会因为请托送礼而在某些事情上特别关爱照顾，但实际上，他依然不可避免地会把这些作为一定的考量标准。
谁送礼给我，当时我觉得这是小事，但久而久之看此人就会比较顺眼，觉得此人可以重用。在出现官缺的时候，我就会把他当作补位的最佳人选。
尽管刘健和李东阳都信誓旦旦地表示问心无愧，但实际上已经破坏朝廷的公允。
有时候，权臣跟奸臣只是一线之隔，区别是权臣未必会乱国，但实际上，每一个权臣做的事情都为皇帝不容，只是迫于无奈，为大局考虑，皇帝只能暂时容忍权臣。
而一个权臣的养成，跟朝局变化不无关系。历史上正是唐玄宗沉溺逸乐，疏忽朝政，才让李林甫掌权，而弘治朝末期却是由于朱佑樘长期病重，刘健和李东阳掌握大权，司礼监又不作为，慢慢地便成为飞扬跋扈的权臣。
刘健把撰写好的奏本合上，交给李东阳：“明早你便将此奏本交给马部堂，让他趁朝会时，向陛下提请！”
李东阳接过奏本，即便他已知道几个官缺的人选，依然重新看了一遍，这才问道：“刘老，是否先跟马尚书商量后，再行决定？”
刘健微微摇头：“马部堂年事已高，这几日他因病休沐，吏部积压的公务已让他应接不暇，为何还要烦他？”
“这几位在你我看来，可以说是最佳人选，只要提请陛下通过，便可做出安排。你我都不希望朝廷大小事情，落在那些昏聩无能之人手中，这些官员在南京有过数年六部履职经验，可以挑起大梁……”
因为言语间并不涉及私人喜好，李东阳挑不出话里的毛病。
的确，李东阳自己也觉得眼下做出的安排最为合适。
只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很多事情并非他们觉得合适就行了，朝廷选官应该按照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考核制度来，制定了规矩而不遵从，刘健和李东阳搞一言堂，觉得谁合适谁上，即便别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听，这造成朝廷权柄在一小波人手上倒腾，到最后变成朝臣父子家天下的情况。
李东阳提出顾虑：“以陛下如今的身体状况，明日朝会未必会如期举行，若此奏本提请上去，司礼监那边恐怕难以通过……”
“不会！”
刘健笃定地说道，“之前陛下曾提及，朝事任免，不由司礼监决断，应由吏部综合历年考核进行定夺。若司礼监掌握朝廷人事任免大权，或许会出现汉末以及中唐阉党之祸，陛下在此问题上，素来尊重吏部意见，不会让司礼监干涉！”
李东阳微微点头，他想说什么，但忍住了。
很多道理，刘健跟李东阳都懂，为避免阉党之祸，朝廷已经在很多问题上做出改变，比如说人事安排，从来都不是司礼监可以做主的，一向由皇帝乾纲独断。
刘健和李东阳觉得在这种个问题上，阉党擅权是霍乱朝廷，他二人擅权却能够保证人尽其才，忠心于朝廷。
但站在皇帝的角度，权力需要制衡，不然谁都可能成为谋朝篡位的乱臣贼子，当初明太祖废黜宰相这个职务便是出于这个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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