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有一条，是谁也无法左右，于综合作用下顺势发生的，那就是“改革开放，广告先行。”
当年，从1月14日《津门日报》率先在第三版刊登了十平方厘米大小的天津牙膏厂商业广告“蓝天牌牙膏”，打响了“第一枪”，以及1月28日，沪海电视台播出了我国电视历史上第一条商业广告“参桂补酒”，打响了“第二枪”之后，这股风吹到了京城后则响起了“连珠炮”。
先是《工人日报》用整版日本东京芝浦电气株式会社的电器广告，然后《光明日报》刊登了日本奥林巴斯的产品广告。后来就连党务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刊登了大半个版面的地质仪器广告。
而从1978年年底不再享受中央财政全额预算的，改为“差额补助，结余留存”的“华视电视台”更是先后自主播放了“西铁城手表”、“美国威斯汀豪斯电器”、“首都汽车服务公司”、“河北冀县暖气片厂”的广告。
到九月为止，在纷纷追逐效仿之下，京城各大报纸刊物几乎都出现了商业广告。“华视电视台”播放商业广告也成为了日常业务。而作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媒体，国家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后续跟进，成立了专门筹办广告业务的班子。计划把原来不收费用的“新产品介绍”栏目取消，商讨如何收取广告费用。
就连户外广告也重新出现在了京城街头。
先是京城市政府综合商业和交通两方面考虑，把西单38路公交车总站背后的民主墙迁到了月坛公园，原来的地方直接改为了“广告墙”。
一些着名品牌如“瑞士雷达表”，“西铁城手表”，“雀巢咖啡”、“白猫洗衣服”、“金星电视”都陆续选择在这里投放广告。
跟着京城王府井大街南口，一下竖立起十块广告牌。有几块还是用原来的语录牌改的。也毫不费力就被六家国内企业和四家外商瓜分了。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户外广告画面都靠人工手绘，京城美术公司承接下的工程画面相当考究，也使得王府井大街增加了新的看点，引得路人争相观看。
在这种情况下，“西铁城领导钟表新潮流，石英技术誉满全球”、“将以卓越的电子技术，对中日友好做出贡献”、“可口可乐添欢笑”，成了这一时期让许多人记忆深刻的广告词。
应该说，尽管这一时期的广告形式异常简单，渠道也不多，但由于是我国广告业大复苏的元年，投放效果却异常显着，各类投放了广告的产品不费吹灰之力便深入人心，销量暴增。这也引得越来越多的厂家产生了投放广告的意识。
特别是配合着外界流行歌曲的继续传入，和国家广播事业局号召“大办电视剧”的影响下，电视机和录音机，成了人们对新式家居生活最为迫切的向往。
而遵循着因果关系的客观规律，一切政治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东西，必将传导到实际行为上。民生状态在这样的情形下，注定发生巨变。
比如说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各类结婚物件儿的“糖心儿”就受广告影响颇多，买东西开始认牌子了。
“双喜牌蚊帐”、“雪莲羊绒衫”、“索尼电器”。凡是见过广告的都成了她购物首选。即使是洪衍武给她点明“广告给人洗脑，不能提升产品质量，反倒会增加商品价格”的道理也没用。
不过好在广告对他们也有良性影响。他们坐享其成搭上了顺风车，在电器方面的收益稳步增长。
九月份，电器方面的单月收入破天荒达到了五万多块。国庆之后，他和“糖心儿”、“刺儿梅”每人都分到了一万五，就连“二头”一伙儿还拿了五千多分红呢。
再加上影院票房分得的六万多，洪衍武和陈力泉当月的收入是小八万。
另外，洪衍武周围的一些人也一下子忙碌了起来。
比如说，由于社会整体追求外在美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布料供应情况也有所好转。大家把前些年用钩针买团线自己制作窗帘、桌布、枕套，茶杯垫的兴趣转移到了对新式服装的追求上。
不但引发了缝纫机的再次热销高潮，使得《四季服装》这样的服装杂志持续热销，让家家户户的家庭主妇把自己买布料，照杂志学着做服装当成了新时髦。苏裁缝父子也成了整个福儒里最忙碌的人。
俩人在单位经常加班不说，回家也歇不住。求他们制衣的人排到了俩月之后，让他们应接不暇。
父子俩没辙，一方面是尽力抽取时间熬夜赶工，另一方面也就只能把新找上门来的业务婉拒，如实在拒绝不了，顶多是帮忙裁剪，缝制就真的帮不上忙了。
这种状况让苏家到处是布料，简直快变成专门的裁缝铺了。
可有一样，这爷俩还坚持不收别人的钱，只是纯粹帮忙。有慕名而来的人等不及，开出五十元一身的制衣费都被他们拒绝了。
洪衍武知道了自然难免替他们亏得慌，私下里就劝，说您父子俩这么点灯熬油白辛苦多冤啊。干脆开出价儿来，我觉得一身三十就挺合适。一月下来，你们怎么也得落个千八百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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